乡村人居环境动态评估及其优化对策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乡村空间＂负＂效应已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乡村人居环境的恶化。维护和谐的乡村人居环境对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居住条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发展水平五个方面,构建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从上述五个方面对湖南省1991~2007年间乡村人居环境进行动态评估。结果表明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虽在逐渐改善,但因生态环境恶化和公共服务滞后,其发展水平仍处于一般水平。最后,从乡村居民和政府两方面对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对策进行探讨,认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是乡村居民,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是关键。     

李庆真《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与乡村社会》出版

随着改革深入持续地进行,中国乡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乡村社会在"城市化"面前,其发展的出路就是趋同城市化吗?在"现代化"面前,其发展有没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空间?李庆真的《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与乡村社会》对此问题进行了思考,作者认为,中国乡村发展的     

乡村学校的演进及其社会文化价值探析

纵观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乡村学校除了承担输送人才的政治功能和增加人力资本的经济功能,还一直承担着使社会得以维系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功能。一方面,乡村学校是连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重要中介;另一方面,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随着撤点并校的进程,那些曾由乡村学校承担的社会文化功能,将由什么组织来替代将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议题。     

试论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近代中国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广大军民艰苦抗战的同时,在乡村政权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最终创造出“三三制”这一既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基本特征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它改变了传统以乡绅地主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国家政治权力在两千多年来首次以现代政党组织的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种乡村管理体制是新中国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雏形,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借鉴。     

论乡村建设理论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梁漱溟在上世纪30年代以其乡村建设理论指导开展了一场当时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山东邹平、济宁开辟乡村建设实验区,历时7年,进行了乡村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民俗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推动当时的农村改革、社会改革起了一定作用。虽然囿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这场改革运动失败了,但其思路和措施仍不失历史的进步意义,对当前中国小康社会建设也不乏启迪借鉴意义。     

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

对国内外关于农民社会和乡村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做了重要综述 ,并特别强调从多元视角发展对中国农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正向建构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国家对乡村社会拥有无所不在的统治权。从1980年代开始推行的村民选举制度，通过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村民选举的实践，逐渐实现了农民的有限自治。村民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成果，它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促进了乡村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精神，进而使乡村政治文化在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在新的乡村政治环境下，民意成为乡村政治的精神基础，协商成为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诚信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     

吉林市体验型乡村旅游模式研究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发展乡村旅游,合理利用当地农业旅游资源,是为吉林市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增加当地乡村居民经济收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程度和加快吉林市的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的途径之一。该文以吉林市左家镇为研究对象,从开发当地的体验型乡村旅游景观,建设体验型的旅游设施,营造体验型的旅游环境出发,探讨出适合吉林市发展的体验型乡村旅游模式,为吉林市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我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乡村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研究乡村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以及其与外围城市相互作用的科学。本文从农村的经济发展、乡村城市化、乡村聚落等几个角度来看我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现状,认为乡村地理学未来的研究要继续加强学科体系的建设,重视研究内容的整合,而且注重研究的深度和乡村的动态发展。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的崛起——《乡村人类学》献辞

人类学以其“以人为本”的学科性质对人类回溯自身的认识历程有特殊意义。在其诞生一百多年间,都是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原始简单社会的异文化进行研究。中国学者费孝通力挽狂澜,着力于自己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由此拨转了国界人类学的大方向,开拓了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此后这一研究脉络不断丰富。《乡村人类学》一书的出版即是作为中国乡村学派出现和崛起的记录和见证。     

丰富乡村林业的内涵完善乡村林业组织形式

乡村林业是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关系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林业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其范围,因此,丰富乡村林业的内涵,不断完善乡村林业管理组织形式,是实现林业、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需要.本文从分析乡村林业的产生,乡村林业组织形式的形成出发,根据乡村林业发展的实际,论述丰富乡村林业的内涵、完善乡村林业组织管理形式的必要性,对乡村林业的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近代乡村危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制约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展迟缓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自近代以来日益严重的乡村危机是一个重要方面。处于衰落中的中国乡村,非但不能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还从多方面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     

景观多样性与乡村产业结构

乡村地域综合自然特征的主要表现之一是景观多样性,而乡村产业结构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乡村的社会经济状况。针对景观多样性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的研究,可以耦合乡村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特征,是对乡村综合研究的有益探讨。在阐述景观多样性、乡村产业结构的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其对应关系。进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景观多样性保护与乡村产业结构优化的和谐统一,以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为例讨论并提出景观多样性保护与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途径与方法。     

中国乡村空间治理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乡村主体性的视角

乡村空间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场域和抓手。以往城市价值逻辑影响下的乡村空间治理无法满足新阶段乡村发展的需求,亟需从乡村本体视角出发开展乡村空间治理的针对性研究。文章在分析中国乡村空间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主体性视角的理论内涵和乡村空间治理的价值逻辑,进而探索针对性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1)乡村空间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寻求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主体地位。(2)乡村主体性是乡村面对转型发展诉求时所展现的能动性,其理论意义强调内生增长意识、凸显乡村文化个性与包容发展路径多元性。乡村主体性视角下乡村空间治理的价值逻辑转向多元价值、村民主体和生活主导。(3)基于乡村主体性的视角,乡村空间治理的实施路径可以从提升主体人居环境、促进村落产业经济、完善县域社会治理和优化城乡空间格局4个方面展开。     

改革以前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回顾

改革以前对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之前,关注中国乡村和农民的人主要是外国传教士、旅行者,代表人物是马可.波罗、明恩博,其研究多为见闻观察和现象描述。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学术研究繁荣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乡村社会调查、田野调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大批学术著作,代表者有费正清、仁井田升、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毛泽东,其中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影响颇为深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开始滑坡,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其根本原因。西方学者转而研究港台,在国内农民战争研究持续升温,而共产党主要领导者围绕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浅析乡村法治研究——再看苏力著作

苏力以"熟人社会"为理论基础,以个案为切入点来分析中国乡村法治的微观权利运作,提出中国法治的建设应该充分挖掘本土资源。这种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法学特别是法社会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下中国乡村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熟人社会而处于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需要重新把握中国乡村法治的全貌,在经验研究方面要突破个案从而获得乡村的整体性经验。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法在乡村中的治理作用,还要对法在未来乡村社会中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作一个理论上的预测,把大理论和中观理论结合起来。     

曲阜乡村文化的百年变革及其启示

20世纪上半叶,曲阜乡村延续了旧有的文化传统,存在于乡村文化中的仍是援礼于法、融法于俗的浑然天成的礼俗秩序。1949—1978年的30年间,一系列国家建构的制度性变革和组织重构深刻地影响着曲阜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但由于生成现代文化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变化,因而曲阜乡村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价值层面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曲阜乡村文化从器物层面到观念层面都开始面临着全新的转型。曲阜乡村文化百年流变的启示是：乡村文化的转型不能割裂传统与现代;乡村文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文化的各级层面“均衡”着力;内生性变迁与外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是推动乡村文化转型的最优路径。     

村制还是制村：民国时期山西“村制”制度考察

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为加强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控制,不断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整合,而实行地方自治则是当时通常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在此背景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山西进行创制新＂村制＂探索,并最终走上了乡村社会体制变革的道路。由此,国家权力不仅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也正式以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替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组织。由此可知,当时国家政策不仅在有计划地改造基层社会,且已成功介入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再构、权威重塑等领域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对民国时期以山西＂村制＂为主要内容的具体考察,可以揭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思潮兴衰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评估 ——以保亭布隆赛乡村文化旅游区为例

海南乡村旅游备受关注,农村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获益者,其旅游影响态度对未来乡村旅游发展方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影响三方面探讨了乡村旅游影响,结果显示: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评估整体比较消极,认为经济影响与社会文化影响不显著,而环境的正面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