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与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

政府管理过去一直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力现象”,政府和人民之间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进入当代社会后,社会环境与媒体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民的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公共舆论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一个公民参与决策的社会正在逐渐形成。现代传媒是将先进技术与丰富信息进行完美结合的传播载体,它是公众与政府之间进行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政府官员只有提高媒体素养,才能利用媒体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实现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提升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正向建构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国家对乡村社会拥有无所不在的统治权。从1980年代开始推行的村民选举制度，通过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村民选举的实践，逐渐实现了农民的有限自治。村民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成果，它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促进了乡村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精神，进而使乡村政治文化在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在新的乡村政治环境下，民意成为乡村政治的精神基础，协商成为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诚信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     

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村民选举——从自发性民主到现实性民主的探索

中国以村民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的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乡村民主逐渐从自发性民主过渡到现实性民主，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有法律保障的民主权力。村民选举能够在乡村逐渐推行，主要得益于四种力量的推动，即各地农民的实践、民政部门的总结、中央高层的推动和全国人大的立法。乡村民主的每一步发展，都和行政力量的推动紧密联系，可以说村民选举是民间智慧和国家权利相互配合，共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管理模式。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舆论调控和引导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国家权力在汲取乡村资源方面一度呈强化趋势;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断弱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候选人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互动模式。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政治信息传播,尤其是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容、渠道和路径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在“家国框架”中建构起叙事逻辑。然而,在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通道内,“虚拟选举”与“现实选举”的巨大反差,正在使选举传播的公信力受到广大农民的质疑。     

和谐社会中的媒体运行规律

新闻传播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领域,它和其它社会系统之间,以及传播领域中各部类之间都有丰富复杂的联系,体现着新闻传播特有的运行规律。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要从宏观上把握媒体运行规律,才能更娴熟地驾驭媒体,使媒体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媒体的基本运行规律有：传媒事业的基本面貌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传媒的管理制度必须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传媒发展必然会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扩大媒体报道空间是提升媒体公信力的前提;世界的普遍联系要求中国媒体积极走向国际舞台。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     

社会心理的演变与行政管理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简单,信息渠道狭窄封闭,公民无法自由流动,社会心理趋于稳定和保守。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大大拓展,社会结构出现了显著分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提高。面对公众社会心理出现的重要变化,各级政府应该深入把握公众的维权规律,加快行政改革的步伐,引进民间智慧参与公共管理。只有让所有的公民生活的幸福、有尊严,政府才能凝聚全社会力量,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共同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