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制还是制村:民国时期山西“村制”制度考察

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为加强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控制,不断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整合,而实行地方自治则是当时通常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在此背景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山西进行创制新"村制"探索,并最终走上了乡村社会体制变革的道路。由此,国家权力不仅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也正式以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替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组织。由此可知,当时国家政策不仅在有计划地改造基层社会,且已成功介入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再构、权威重塑等领域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对民国时期以山西"村制"为主要内容的具体考察,可以揭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思潮兴衰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乡政村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已日益深入到乡村田野，形成“乡政村治”的格局。所谓“乡政村治”，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自治组织，依法进行自治。     

村治精英的角色及行为分析

村治精英在传统和现代乡村社会的治理中都扮演者总要的角色。特别是建国后．村治精英随着国家基层治理体制的变化。经历了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等治理模式下角色基行为的调试和变迁过程。在新的环境下又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对依法治农和推进乡村社区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治理对策。     

试论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近代中国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广大军民艰苦抗战的同时,在乡村政权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最终创造出“三三制”这一既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基本特征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它改变了传统以乡绅地主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国家政治权力在两千多年来首次以现代政党组织的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种乡村管理体制是新中国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雏形,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借鉴。     

从民国时期南浔镇的政治转型透视国家政权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力推行国家政权建设,其行政权力不断向农村下沉。作为江南市镇的中心地之一,民国时期南浔镇保甲制度的重建、乡镇行政机构的健全、农村商绅精英的盲僚化、国家对自治组织的渗透和控制等过程均反映了市镇公共权力结构的变化。政权建设中的各种权威性影响要素对市镇原有的政治治理模。式产生了冲击,促进了市镇治理结构的转型,体现了国家力图通过整合基层政治来进行政权建设的诉求。     

即墨城郊的乡村旅游项目设计——以龙泉镇窑上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风貌以及人文遗迹、民俗风情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市场,以满足旅游者乡村观光、度假、休闲等需求的旅游产业形态。本文基于城郊乡村旅游开发总体思路,以窑上村为例,进行乡村旅游项目设计,探讨乡村旅游发展亮点,极大的增强了乡村旅游的可行性和参与性,使旅游者能够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深刻感受乡村旅游的底蕴。     

村域社会基础秩序建构与欠发达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

欠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已走过三十年风雨历程,但始终没有解决好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与村域民主治理之间的矛盾。究其原因还在于欠发达地区现代村域社会基础秩序建设的严重滞后。因此,要进一步思考欠发达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有必要在完善村域社会市场经济基础秩序、调整村域社区设置、构建权力社会、优化村域社会基础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权力、经济、自由：董时进的思想透视

民国时期董时进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乡村改造与建设的主张，权力、经济、自由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从董时进的思想脉络中，可以看出国家权力与乡村自治、乡村传统经济如何实现现代转型、乡村中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如何得到保护这三个方面各自的发展架构与相互间的联系，从而审视近代中国乡村在外来冲击与内部变革之间艰难曲折的发展路径。     

基层群众自治视野下的村级权力调控制度创新——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应对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失控及其导致的治理危机所做的“需求—回应”型创新。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为分权制约、过程监督、制度规范、信息沟通，由此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共治。其实质是建构了一种以控制为主、协调为辅，控制与协调相结合的复合型权力管理结构，形成了制约、监督、沟通三位一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村级治理权力调控的新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原则，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再创新，进一步突出村级权力调控的农村基层社会特点，凸现村级权力调控的群众性，彰显村级治理制度创新的自主性。     

中央集权制的历史考察

中央集权制,即国家政治权力集中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中央对地方政府有直接统辖的权力,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要依据中央政府的政令来开展。也就是说中央集权制主要体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求中央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汉书·贾谊传》)。中国从秦汉时期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其后的两千多年,虽然有过集权与分权的斗争,但中央集权一直是封建国家体制发展的趋势。这一制度对统一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     

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村民选举——从自发性民主到现实性民主的探索

中国以村民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的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乡村民主逐渐从自发性民主过渡到现实性民主，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有法律保障的民主权力。村民选举能够在乡村逐渐推行，主要得益于四种力量的推动，即各地农民的实践、民政部门的总结、中央高层的推动和全国人大的立法。乡村民主的每一步发展，都和行政力量的推动紧密联系，可以说村民选举是民间智慧和国家权利相互配合，共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管理模式。     

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

湖南省衡山县民国时期进行过“乡村建设”实验，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     

民国乡村自治的教训

乡村自治是近代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制度形式,是乡村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有效途径.民国乡村自治在经历了直隶翟城自治、山西村制、南京国民政府自治后最终失败,它的失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即乡村自治必须彻底打破它的封闭性,积极开放以顺应社会的发展.     

试论明治宪法中的权力分立制

本文首先阐述了明治宪法中天皇总揽大权下的权力分立制：帝国议会拥有协赞立法权，内阁拥有辅弼权，裁判所拥有以天皇名义进行审判的司法权，然后分析这种权力分立制的四个特点：它是天皇总揽大权下的权力分立制，统治是立体，分立是补充，它不是完整意义的权力分立，更不是严格意义的三权分立；它缺少制衡机制，而直接受控于天皇；它不是确定意义的权力分立，而是一种可以此消彼涨的权力分立。文章还尝试探讨这种权力分立制形成的几个原因：它是日本遵循传统和求现代的产物；它受制于日本当时的国策；日本制宪者受德国现实之启发，是日本各阶段斗争和权衡利弊的产物。明治宪法对日本近代政治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大的是为法西斯的上台提供了便利。     

试论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社会正加快向现代多元社会转变,利益诉求呈现多元交织,基层矛盾日益凸显。因此,要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向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调整村"两委"关系和提高基层村干部素质,从而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再论秦汉以来我国乡村基层行政的专制性

自20世纪前期开始中外学者中有人认为中国秦汉至清末的乡村基层社会是自治型社会,这与历史实际严重不符。实际上,中国该时段内的乡村基层社会不但不是自治性的,而且还是专制性的。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农民们“囚徒式”的“自己管理自己”。指出此点有助于我们今天的乡村基层自治沿着正确道路展开与发展。     

乡村绅士化视野下艺术村景观建设策略研究——以重庆古剑山艺术村为例

从乡村绅士化理论出发,从社会、经济、文化和空间角度阐述了乡村绅士化与乡村景观的转译联系与意义,以重庆綦江区古剑山艺术村为例,结合实地调研,并采用文献查阅、人员访谈和图片拍摄等方式,探索乡村绅士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人群结构、经济产业、文化景观和空间环境4个方面分析了绅士化对艺术村景观的影响,并提出艺术村景观建设的策略.乡村绅士化理论为乡村景观建设提供了有效参考,给予推动乡村振兴以启示.     

清至民国桂北民间纠纷治理研究——以桂林地区契约、碑刻为研究视角

桂北地区的民间纠纷历史资料,如契约、碑刻、诉状、判词等对于研究清代至民国的社会变迁和桂北人民对解决民间纠纷观念的演变有着重要价值。文章通过解读大量原始的契约、碑刻等史料,揭示出清代与民国时期,桂北地区民间解纷权威在官府、中人（村老）之间的变化,即：国家的权威不断渗透到乡村中,广大民众逐渐接受国家法律的洗礼;而民间的乡村精英们权力却不断弱化,逐步走向乡村统治的边缘。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舆论调控和引导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国家权力在汲取乡村资源方面一度呈强化趋势;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断弱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候选人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互动模式。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政治信息传播,尤其是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容、渠道和路径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在“家国框架”中建构起叙事逻辑。然而,在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通道内,“虚拟选举”与“现实选举”的巨大反差,正在使选举传播的公信力受到广大农民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