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历史与真实--读余华《活着》

作为先锋派的一员,余华一直沉湎于对暴力、血腥、死亡的描述,他一直是冷漠、严峻的作家.然而在<活着>中,余华则更多展示了主人公福贵屡遭磨难而始终乐观生活、超然面世的生活经历.叙述中充满了个人"现在"的感受、对历史的消解和对"真实"的理解.<活着>大胆地采用了艺术领域的另一种艺术形式--音乐中的重复手段,即在作品中重复死亡.余华的小说从物质世界变成了一种精神现象,认为真实的本质是自己精神的象征,真实存在的只能是精神,这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真实观的悖逆.     

论先锋派作家"回归传统"的创作倾向

先锋派作家在 2 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出现 ,他们对小说形式进行全面的变革 ,注重文本意识和叙述策略。先锋派作家虽然拓展了文学的功能和表现力 ,使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但他们过分追求叙述功能 ,使他们的作品成为远离大众读者的“新精英文学” ,在 2 0世纪 90年代 ,先锋派作家开始“回归传统” ,向现实性和可读性转型 ,在进入 2 1世纪的今天 ,有必要对先锋派作家的这种变化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     

命运、历史与真实——读余华《活着》

作为先锋派的一员，余华一直沉湎于对暴力、血腥、死亡的描述，他一直是冷漠、严峻的作家。然而在《活着》中，余华则更多展示了主人公福贵屡遭磨难而始终乐观生活、超然面世的生活经历。叙述中充满了个人“现在”的感受、对历史的消解和对“真实”的理解。《活着》大胆地采用了艺术领域的另一种艺术形式——音乐中的重复手段，即在作品中重复死亡。余华的小说从物质世界变成了一种精神现象，认为真实的本质是自己精神的象征，真实存在的只能是精神。这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真实观的悖逆。     

纯文学的诱惑与苏童小说创作

纯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自2001年李陀的《漫说"纯文学"》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论争,但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仍旧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先锋派作家苏童小说创作发生过程的论述和作品生成后评论家对其研究,希图从微观的角度对"纯文学"这一概念做进一步具体的阐述。     

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先锋派,是一个小说流派,该派创作风格把传统叙事模式彻底打破,审美对象就是叙事的本身。余华是先锋派作家的代表,是一个把传统颠覆得最彻底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内容上非常创新,小说的叙事技巧更是前所未有。本文从叙述学的意义上对余华的叙事艺术进行探讨,为更深刻的理解其小说叙事艺术的趣味,体验其小说的先锋作用。     

从愤俗到媚俗——论余华的文学转型

余华是先锋派文学中最具创新意识的一位作家。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世事如烟》,从《在细雨中呐喊》到《活着》,从《许三观卖血记》到21世纪的《兄弟》和网络文学,余华的创作在不断地转型,其中"从愤俗到媚俗"成为最鲜明的轨迹。     

朝着自我的行走——南丁·戈迪默的《无人伴随我》及其他长篇

南非作家南丁·戈迪默认为:"个人面临着持续的恐怖,是20世纪作家经验的核心。"她从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时期人的存在入手,深入发掘人的复杂性、多重性。"人是从自我到自我的行走",她的长篇《无人伴随我》对人的存在有着多种真实描述。她几部重要的长篇也显现出对历史的深度介入和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诱惑"不再--谈马原小说的文本特征

马原的先锋派文学以其文本创作的反叛性、实验性及神秘性,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他的反叛性表现在对文本终极意义的消解,把写作视角转移到了写作自身,作家注重的焦点也由内容转向了形式;实验性主要体现在语言、结构和叙事方式上的实践和探索;他对真实和虚构的消解,对人生社会的原生态的呈现,又使其文本具有神秘性。     

先锋作家的文化诠释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与文化迅速变迁的事实,８０年代的“先锋派”作家以其深刻的“表象化书写”完成了对历史和现实的诠释,并由此赋予了他们的小说以“先锋派”的真正涵义。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简论“先锋派”小说

“先锋派”小说在新时期小说主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创新性: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将创作重心移向小说本身,释放作家与文本对话的欲望;思想上的创新则表现出一种后现代“解构主义”。这两个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与此同时,“先锋派”小说的创作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即创作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思想倾向的虚无主义。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人文奥运"与"绿色奥运"

“人奥运”和“绿色奥运”北京奥运会的重要理念，“人奥运”是以人为本、追求与人类优秀化精神相结合的奥运，“绿色奥运”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旨在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的奥运。“人奥运”是北京奥运会的灵魂。是“绿色奥运”的思想基础；“绿色奥运”是“人奥运”的体现，二结合的意义在于人类应在健康洁净的环境中实现身心的和谐发展。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