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治与法治(下篇)

法治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法治的价值基点-防止最坏的情况；法治是在国家权力相对性的理念基础上展开的；法治的基本要求-法的最高权威性；法治以人的社会性行为作为法律的界限；法治确认与人性一致的平等观；法治对国家权力的要求；国家权力的分化，国家权力的非个体意志化和公开化，法治要求法具备可预测性和可诉性。     

论法制文明推进过程中的冲突

中国当前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产品经济转为商品经济，由专制(人治)社会转到法制(法治)社会。在法制文明推进过程中，我国社会存在着冲突种种：传统道德与法治观念；人治思想与法治观念；人情与法律规范；商业道德与农业道德等。在这些冲突中，政府应用舆论工具大力倡导法制文明。     

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西方古代自然法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西法律文化的源头。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及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价值观念上“正义观”与“天道观”的分歧；治国方略上“法治观”与“人治观”的对立；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对立；人性分析上“性恶观”与“性善观”的冲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真正的适合社会趋向的法律制度，必须大力吸收借鉴西方的法律观念。     

中国法治呼唤尚法精神

中国法治经历了与人治的艰辛斗争,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人治观念及其治国传统的长期影响,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大众法律化氛围,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较淡薄,法律信仰还较缺乏,因此在全社会培植尚法精神是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法治目标的重要保障。     

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和人治的争论由来已久，古代西方和中国对法治和人治都有各自的论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理念，也有许多差别，比较中西方关于法治与人治的思想，得出法治内含的平等、正义、自由等社会价值。通过分析法治与人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吸取其法治精华成分，借鉴人治中的“德治”思想，通过当下发生的几起引人深思的案例，分析德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对现代中国法治进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人治社会主义的终结与启示

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人治社会主义,苏联解体是人治社会主义的必然结局.苏联解体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启迪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普遍而坚定的法律信仰和与时俱进的改革策略.应当把法律信仰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迅速实现改革中心的转移,将我国改革的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改革方向、改革策略以及改革手段上做必要的调整.     

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哲学思考

人治与法治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互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统治方式这个统一体中，在人治产生的同时，也就有了法治的萌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人治逐渐为社会所抛弃，而法治因素却逐渐成长壮大，最终将取代人治。但是，法治对人治的否定不是全盘抛弃，而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法治社会并不是不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反，人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十分重要，企图以有限的法条规范无限的客观法律事实和现象，把人当作法条操作机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十分幼稚的，法治社会的认本依然是人。     

从人治到法治——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治国方略的转型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在我国，从人治方略到法治方略的转变，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文革时期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表现及根源

法律虚无主义在文革时期极为盛行,表现在:立法层面几近停滞;司法、执法、守法层面支离破碎;法制秩序和法学教育等层面全面崩溃。法律虚无主义的发生既与我国重德轻法的历史渊源相关,又是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恶果、人治思想的浓厚与法治思想的淡漠、“法律工具论”思想的危害、仇视旧法制的心理阴影的暗示等时代背景有关。     

试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基本结构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也有着严密的结构。崇尚法治、否定人治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核心；正确处理法治建设中的三个关系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主体；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邓小平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灵魂。     

关于法治的另一种言说 --苏力《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

通过对比法治现代化模式与本土化模式,苏力的<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文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法治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新的视域和一种新的方法.     

法治框架下转基因食品认知的实证展

法治是一种规则之治.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转基因食品面临技术与经验的博弈.法治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认知不仅涉及民众切身利益,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繁荣与发展.从法治视角审视当下中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诸多争议,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科学技术在法治进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与身份.基于此,法治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认知可以且应当以实证调查与分析为切入点,在技术与经验之间寻找符合法治规则的平衡点.     

“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修补

法治反对解释是一种维护严格法治的立场,也是研究法律的一个角度。对这一命题也许应该进行更宽泛的审视。法治反对解释引发了对传统法律适用方法的呼唤,也引出新的理解基础上的应用方法,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够适用或使用。对法治所反对的解释进行界定、法治反对解释的指向以及反对解释的功能等应该有更清晰的表述,以便于人们以更加明确的法治立场捍卫法治事业。     

法治——中国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主导社会思潮

春秋战国时期,最能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法治”思潮,逐渐成为这一历史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这表现在：“法治”思想成为各诸侯国革新运动的旗帜;“法治”思潮的主要先导和推动者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李斯、韩非等大都得以当政;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学派人士转而成为法家大师,有的颇具“法治”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法治”思潮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法律、信仰、法治的一种理想性诠释——读伯尔曼先生《法律与宗教》有感

法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作为人定规范不能也不应当被信仰,人们所要信仰的应当是法律背后所沉淀下来的法律精神。法律的实施、法治的实现是需要人们信仰法律,这种观点恰恰是一种颠倒。不是因为要实现法治而要求人们去信仰法律,而是要去信仰符合理性要求的制定法,从而在内心形成一种价值的趋同,不自觉地实现了法治。对法的信仰,能够促进人定法律规范向公平正义的“法”的接近;对法律的信仰,有利于对法的信仰的形成。普法教育是法的信仰形成的基本途径;以权利为本位、以自由为最终目的文化氛围的形成是基础;完善的经济体制、文明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法律制度是法治观念树立、“法”的信仰形成的保障。     

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儒家虽重"德治",但也承认"法治"的重要作用;而法家虽特重"法治",然亦不排斥"德治".     

从东西方文化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

关于法治和德治的争论在东方和西方产生了相似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约 30 0 0年并将继续。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道德是法治的环境。对于当代中国来说 ,法治和德治都不可或缺 ,不可丢弃。要建设一个文明、民主和强大的中国 ,依法治国具有特别的意义。     

和谐社会的法治发展向度

社会和谐不仅是法治的生长根基,也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法治的中国特色,应在于它不仅要保障一般意义上的秩序、自由、效益和正义,更要成为和谐正义.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法治＂观,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发展向度,用和谐精神统领法治实践,使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成为一个充满和谐精神的伦理实体.     

关于中小学乱收费问题的法律思考

中小学乱收费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法律角度分析,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投入未完全纳入法制化轨道,教育法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不强。为了真正实现依法治教,解决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必须提高全社会的教育优先意识和依法治教意识,建立完备和的教育法规体系,并通过弱化行政干预,完善“司法独立”等途径来加大教育法的执行力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