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西方古代自然法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西法律文化的源头。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及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价值观念上“正义观”与“天道观”的分歧；治国方略上“法治观”与“人治观”的对立；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对立；人性分析上“性恶观”与“性善观”的冲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真正的适合社会趋向的法律制度，必须大力吸收借鉴西方的法律观念。     

论人治与法治(上篇)

人治与法治是人作为价值观念存在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人治与法治的共性表现为，都要以法律这种普遍意志形式作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都强调依法行事；人治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个人意志至上性 ，法律的任意性，法律的不可测性，法律与未分化的国家权力同在等，人治的理论和实践在价值观念上是相悖的。     

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和人治的争论由来已久，古代西方和中国对法治和人治都有各自的论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理念，也有许多差别，比较中西方关于法治与人治的思想，得出法治内含的平等、正义、自由等社会价值。通过分析法治与人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吸取其法治精华成分，借鉴人治中的“德治”思想，通过当下发生的几起引人深思的案例，分析德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对现代中国法治进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人治到法治——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治国方略的转型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在我国，从人治方略到法治方略的转变，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法治可以理解为宏观的治国方略，理性的办事原则，民主的法制模式，文明的法律精神和理想的社会状态。德治是指治理国家应以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并要求治者应具备高尚的道德。今天的法治与德治结合是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与传统的结合有所不同，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与道德这两个社会规范互补的需要。在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上，要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严格执法，惩恶扬善，确保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     

中国法文化的冲突与选择

文章针对当今中国法制现收,从文化这一视角进行透视和分析,进而提出对中国法制建设的看法。任何制度都有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当今中国法制艰难的原因之一即是制度（法律）要求下的观念与社会受本土文化所影响的观念相脱节,这种要求的观念和实在的观念的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文化的潜在冲突,“法治”必须对此冲突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才能决定怎样跨出每一步。这种冲突不但是一种法律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构建和谐社会需加强德治

法治的作用和调整范围是有限的，德治才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和动力。法制规则所不及的地方，最能看到道德之意义，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能证明，社会要和谐和文明，特别要加强德治。     

法律与道德体认关系的社会实证分析

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形的法律,法律与道德在社会关系中密切关联。没有道德品性的法律是没有人性的法律,会丧失人们对它的信守;没有法律支持的道德是苍白的道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滑坡;法律规则中蕴涵着道德的价值,法律无可直涉的领域需要道德补足;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资源,对社会调整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法律强制力给予维护和支持,有些道德需要法律化;法律的道德价值与道德的经济价值助成一个法治政府坚守正义、坚持公平公正公信的良知,它承负着社会主义公共道德建设的基本职责;在法制中认可、吸纳或盈储一些社会主义公共道德规范,即依循道德的法制逻辑是法治政府加强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趋向。     

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哲学思考

人治与法治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互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统治方式这个统一体中，在人治产生的同时，也就有了法治的萌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人治逐渐为社会所抛弃，而法治因素却逐渐成长壮大，最终将取代人治。但是，法治对人治的否定不是全盘抛弃，而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法治社会并不是不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反，人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十分重要，企图以有限的法条规范无限的客观法律事实和现象，把人当作法条操作机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十分幼稚的，法治社会的认本依然是人。     

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散论

历史和现实造就了国土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即一种“人本关怀”兼容“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理念。从法社会学视角讲，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在于具体制度的构建。首先，“以人为本”应当根除人治而迎合法治；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弥补“法律真空”，寻求法律与道德协调整合的秩序机制；再次，“可持续发展”要求摒弃权力法律观，推演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依法治国背景下道德与法律关系研究

就法的历史发展而言，法律起源于道德。就现代社会而言，法律也应以道德为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为了增强法律的实效，要充分认识道德与伦理的重要性以及法治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精神，重视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     

论政治文明建设与人权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建设要以人为本。理性立法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起点,是人权保障的制度基础;政治法治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执政党基本的执政方式,也是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理念;宪政既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又是发展人权的必然手段,更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     

传统与现实:关于德治思想的思考

德治就是通过道德教化使国人对某些思想理念、行为规范采取认同态度，产生自觉心理，从而形成凝聚力，以达到稳定社会、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目的。德治的时代意义是：德治是市场经济发展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要求，是重铸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德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一方面强调“官德”和“民德”建设相结合，另一方面强调德治和法治相统一。     

试论道德建设的法律基础

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以及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和法理性，要求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借助法律的力量。但在长期的道德建设中，由于缺乏法律的基础和忽视法律手段的辅助作用，以致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出现软弱的局面。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强化道德建设的法律基础，从而提高道德的他律意识、增强道德规范的他律作用和优化道德实施的外部环境。     

法而有实德外无治——唐甄的"法治"、"德治"思想探微

唐甄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一方面要有法可循,随时制法,依法治国.在依法治国中,他特别强调要法而有实,刑自贵始.另一方面,他主张以德治国.在以德治国中,他特别强调德风于世.他从德治具有时空无限性等特性论证了"德外无治"的命题.他认为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治理好国家.他从"众为邦本"的立场出发,围绕"民本中心论",揭示了法治与德治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深厚的人民性.     

论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化

本文认为，现代法治社会中，道德是法律产生、存在和作用于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法律在本质上应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道德化的法治，即在价值理念和法律制度上应体现现代法治和广大人民的整体要求。     

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与现代员工素质建树

市场经济存在着社会发展的道德诉求与经济发展的非道德冲突之间的矛盾。这一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悖论无论在社会范围内还是企业范围内都有所体现。理清这一悖论的内在关系、塑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需要从理念入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人也是道德人”的市场主体理念,确立一个既讲求功利又讲求仁善的道德框架。企业道德体系是通过全体员工的素质提高而建树的,所以说提高员工素质是解析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塑造新时期道德体系的基础方略。     

制度建设对于道德建设的制约性

制度蕴含着道德，制度决定着道德，制度伦理优先于个人道德，法制保障着道德。制度对于道德的制约性，决定了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必须把法制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以确保道德建设在良好的法制氛围中进行。     

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认识“德法兼治”的客观需要

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角度,论述了德法兼治的客观需求,并探讨了他们的不同特点,即调整范围不同,实施方法不同,侧重点不同,提出了“德法兼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从而实现标本兼治的目的．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各种政治文明都体现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超阶级的政治文明是不存在的。我国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它的本质属性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章认为搞清楚上述问题,对于保证政治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