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法治互动的思想史资源

德治和法治,作为两种最基本最通用的治国方略。要从理论上考察二者的互动,必须深入剖析德治-法治互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机理,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中对道德和法律的互动达成共识。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和西方德治与法治互动的思想,提出必须密切关注德治与法治的差异和冲突,并高度重视德治和法治的重叠和融合,积极促进德治与法治的互动。     

法治现代化建设思路新探--对人治现象经济学分析引起的反思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从而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把“以德治国”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要探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思路就必须在对古代社会人治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在肯定法治是历史必然的前提下，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现代化建设进行成本分析，进而实现“德治”和“法治”共同发展，以降低法治建设的成本。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理论贡献

中国历史以德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悠久、前后相沿、百家言德等特点；以德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有重民爱民、发展经济、倡导清廉、重视教化等；中国历史上的德治思想在国家与人民、效率与公平、道德与法律、法治与人治等关系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方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本文梳理了西方古代、近代、现代法治思想的发展过程，认为近代西方法治是一种形式法治，现代法治则是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变。中国正处于形式法治阶段，法治建设中应重点理顺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注重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同时宜采用“推进型”法治道路。     

转型期法治公信力的建构

在现代社会，神治、德治和人治都逐渐失去了治道基础与根基，法治成为主治道。“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法治公信力的义是通过各种层次的体系化信号传递，法律权威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实现主体间法律信息的共享与对称，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法治公信力在实质上内涵着合法性、合理性的价值理念。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     

德治与法治并举:保护环境的必由之路

保护环境既需要法治,又需要德治。积极推进环境法治,才能切实保障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深入贯彻环境德治的重要思想,才能加强环境建设。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并举,全面、充分、深入地认识和领会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坚持环境法治建设与环境道德建设的同步发展,必能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必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文明的中国。     

浅析中国古代人性论与德治的关系

德治与法治历来是一个国家进行政治统治必然要进行选择的治理方式,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多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由此衍生出德治的传统理念,即使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治,亦包含了西方法治思想所不具备的德治内容。人性论哲学与社会治理思路密切相关,挖掘其间所存在的逻辑演进关系,是当代中国确立合理的治国方针所必须的理论根源。     

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反思

儒家德治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儒家把统计者立身惟正，修德示范作为治国前提，而把提高官吏道德修养作为治国关键。同时儒家也认识到法治的作用，提出要教而后刑，主张德主刑辅。通过树立榜样示范作用，兴学校明教化正民心等方法实现其治国思想，传统儒家德治思想对今天的德治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法制文明推进过程中的冲突

中国当前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产品经济转为商品经济，由专制(人治)社会转到法制(法治)社会。在法制文明推进过程中，我国社会存在着冲突种种：传统道德与法治观念；人治思想与法治观念；人情与法律规范；商业道德与农业道德等。在这些冲突中，政府应用舆论工具大力倡导法制文明。     

德法兼治的辨证法

德治与法治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辨证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德法兼治，建立起德治与法治共同发挥调控作用的的社会治理工程。     

中国式管理的法治性

如果说西方的法是显性的，具体而固定，我们的法就是隐性的，有原则却必须适时制宜。 一般人比较中西管理的异同，通常都认定西方管理重法治，而中国式管理人治的氛围十分浓厚。我们为了顺应大家的看法，虽然不同意这种论调，却也十分委屈地承认西方管理法治大于人治，中国式管理则是人治大于法治。现在，我们打算更进一步，说明西方管理是人治，中国式管理才是法治。     

浅谈儒家的法律思想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儒家法律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特别是其中的礼治、德治、人治思想。随着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变迁,儒家法律思想暴露了许多不适应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提高公民其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德法兼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德治瑟法治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辩证统一，缺一不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德法兼治，建立起德治与法治共同发挥调控作用的社会治理工程。     

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梳理与比较

法治是由若干要件组成的集合概念。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法治进行了初步探讨,近代西方从试图为法治下精确定义转向提炼法治的要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同样非常丰富,法家提出了系统的法治观,而道、墨、儒等学派则孕育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相同之处表现在所提炼的法治要件存在大量共性,并都对法治基本精神做了探索;不同之处表现在两者与人治的关系不同,提炼的法治要件完善程度不同,对法治精神的诠释不同,并且西方法治观很好地转化为实践,中国古代法治观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西方古代自然法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西法律文化的源头。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及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价值观念上“正义观”与“天道观”的分歧；治国方略上“法治观”与“人治观”的对立；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对立；人性分析上“性恶观”与“性善观”的冲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真正的适合社会趋向的法律制度，必须大力吸收借鉴西方的法律观念。     

论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法治建设在“三重转变”、人治与法治、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中,虽要面对破旧立新的复杂性,但也容易形成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划。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变革运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法治建设拨开了迷雾。从宏观到微观,中国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法治变革,但中国法治建设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中国固有的人治传统的影响和西方化的法治实践的挑战。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考虑,中国法治建设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路径,形成以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完善社会权利救济途径为路径的促进社会和谐的法律体系。     

传统与现实:关于德治思想的思考

德治就是通过道德教化使国人对某些思想理念、行为规范采取认同态度，产生自觉心理，从而形成凝聚力，以达到稳定社会、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目的。德治的时代意义是：德治是市场经济发展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要求，是重铸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德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一方面强调“官德”和“民德”建设相结合，另一方面强调德治和法治相统一。     

善治国家的一般规律: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任何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都是依赖于人们对各种行为规范的遵守实现的，而法律和道德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法治和德治相统一是善治国家的一般规律。德治为法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思想保证，法治对德治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救济，为治理好国家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而实现二者统一的社会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论法治理论的思想渊源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法治理论的首倡者,而柏拉图则是人治论者的代表。针对这一观点,本文通过介绍柏拉图一部通常为人们忽视的著作——《法律篇》中所体现的法律权威等重要的法律思想,指出柏拉图晚年已由主张人治转向主张法治,《法律篇》中体现出的法律思想是法治理论的思想渊源。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性思考

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意义重大。以德治国并不是对法治的否定或者轻视 ,也不是走向人治 ,而是主张法治与德治并举 ,在批判地继承古代德治的基础上 ,抓住重点 ,切实深入地在各领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