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中西兼容与诗歌创新的四度空间

经过时间的验证,现代华文新诗的诞生和发展,总是离不开对西方诗歌(文化)资源的借鉴和吸收。好的诗歌有精粗高下之分而无中西之别,它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在不同时空共享。在全球化时代,重提新诗创新显得十分必要。新诗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度空间:文化空间、想像空间、表现空间、语言空间。唯其如此,才能打开诗美的视野,走向多元创造的诗之大道。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对新诗语言建设的思考

新诗的语言建设问题是诗学界的热门话题，说法纷纭，见仁见智。本文主要从新诗的音乐美和诗性要求两方面对新诗的语言建设提出一些思考。     

论艾青的诗歌语言

艾青在诗歌语言理论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把“纯朴、自然、和谐、简约与明确”当作诗歌语言的最高规律，强调“绘画入诗”、“题材的语境”的重要性。从创作实践来看，其主要的语言审美特征与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质朴自然．由于情感直达本质而产生了“动情”的艺术魅力；简约、明快，由于弹性强、张力大而给审美者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能够充分地释放审美着潜在的意蕴和情绪，从而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艾青引绘画入诗使用色彩达34种之多，同一诗中不仅颜色间彼此协调，组织结构合理，而且与其主题也紧紧相扣，十分和谐、题材的变化导致语言使用材料的变化，语言为题材的运用创造了良好的语境。艾青在诗歌语言上对中国新诗的贡献表现在：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诗歌质朴自然的大众化语言风格；在新诗史上树立了精典大众化诗语的典范。艾青诗歌谣言对新诗的影响主流是正面的，但也有负面影响。     

语言变革视野下五四新诗体式几个现象的阐释

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对五四时期新诗体式的生成和嬗变具有重要意义。白话语言特有的代词“我”、“你”及其蕴含的个体性情感是“告白式”情诗的前提条件;白话语言表述的清晰、连贯有利于表达瞬间流动的感思,一定程度上促成“小诗”的风行,同时过度的白话化也导致了“小诗”的衰落;白话语言的“欧化”彻底拆解了“诗界革命”中保留的古诗句式,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时面临着对诗歌文体特性忽视的问题。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初期新诗体式衍变的一些现象。     

散文美:艾青诗歌形式的自由性探寻

艾青将自由体新诗创作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其突出成就在于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形式。艾青提倡诗的"散文美",这主要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新诗形式的自由性;一是新诗语言的口语美。艾青抛开一切外在形式的羁绊,保存真正诗的个性,这就使他的诗作的思想容量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与弹性。朴素的诗歌语言是艾青追求散文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艺术探求的至高境界。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舍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新诗的立场:钱玄同与《尝试集》

钱玄同以小学大家介入新诗批评,并与当时的新诗人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他以"用今语"与自由表达相结合,而新诗实验作为基于语言革命的文体实践,其目的正在于为崭新的时代激情寻找一种确切的表现形式。他主张新诗应脱尽文言窠臼,却并不反对胡适特别是一些青年诗人亲历亲尝,借铸词炼句保留鲜活的感受来诉诸读者。他强调新诗应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取消种种文妖以能文相炫耀的特权,而用白话写作确是关乎新诗人价值立场的传达,尤其是在对新旧两种镣铐枷锁均保持警惕的情况下。     

试论古诗的意象系统及其哲学内蕴

新诗能向古诗学习的地方正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诗不同的地方。中国古诗由于兴的神奇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又使中国诗对自然采取平视的态度。这都是新诗首先应该向古诗学习的地方。     

外诗汉译中的诗学对话与融合意识——以余光中为个案的研究

外诗汉译的研究常常需要与现代汉诗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回顾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有两条线索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现代汉诗在中外诗学的对话与融合中发展;二是现代汉诗在外诗汉译的影响中发展。如果在外诗汉译中就有意识地展开中外诗学的对话与融合,现代汉诗的发展将不仅从中直接受益,而且能少受其负面影响。余光中的英诗汉译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他的译诗实践浸透着中英诗学的对话与融合意识,这不仅决定了他的译诗品质,也直接助益了他的诗歌创作。     

中国现代诗意境初探

中国现代诗是对西方现代诗的引入 ,同时又与汉语相融合 ,是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对现代诗意境的探索 ,是从一种新的也是传统的角度研究现代诗的。现代诗是诗人个体生命体验与独特意象的融合 ,它是在个体隐秘的背后的深远广阔的具有深刻生命意义的意境 ,比古典诗歌的意境更具个性     

苏曼殊诗歌的现代情韵

苏曼殊诗歌深得近代日本文化之精髓，与西方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给中国近代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诗中忧郁的情调是日人哀物性格、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思想与近代中国主情诗歌的融合；静美的品格表达了大和民族的审美情趣，并打下了西方文艺思潮涤荡下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烙印；平淡的话语传递了清新的情思，将日本文学言文合一的倾向引入了中国诗歌领域。其忧郁、静美、清新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序曲。     

中国新诗合法性危机的语境阐释

为了理解中国新诗合法性危机语境的复杂性,进一步考察生成新诗现代姿态的现代中国社会及其新诗遭遇的现代性语境,以及由工业化过程、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消费文化的兴起而形成的技术化语境。在这些语境里,新诗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在它自身,而是在中国的现实,所以当现代中国社会不断发生突变时,新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依附性和他律性使得新诗的合法性存在显示出更深的痛苦性。     

二十世纪末中国新诗诗意表达的语言焦虑与意义失落

“朦胧诗“后的现代诗歌写作,开始立足于语言本体,语言是这一时期诗人和诗作自始至终集中关注的核心问题.现代诗人对语言的重新认识和反思,在诗意追求中显示了一种深刻的语言焦虑.不理解这个时期现代诗歌诗意表达的语言焦虑,不认识其中语言表征的矛盾与混乱和它对意义失落的无限追寻,就不能有效的理解和阐释当代诗歌面临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诗意爱情的残酷终结──穆旦《诗八首》新论

穆旦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本文通过对穆旦《诗八首》的分析,说明它所包含的异质情感和理性审视对中国现代 爱情诗传统的终结意义。同时说明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营养滋润下,中国现代爱情诗的成熟。     

论近代诗话的基本特质

近代中国宏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诗话创作的影响甚为深远，立足于这一历史条件来探讨近代诗话的基本特质，可发现近代诗话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其创作中渗入了复杂的价值观念，而且多有不同程度的现实关注。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视近代诗话在中国诗话史上的历史地位。     

基督教文化对郭沫若诗歌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基督教文化的层面对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及其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的理解。     

“历史整体性”与中西诗学的汇通——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理论研究

“历史整体性”是由学者、现代诗人叶维廉提出的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角度,其主要目的是强调回归事物历史情境的过程中,以跨文化视野达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汇通状态。在具体结合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的传播、现代诗与古典诗歌的汇通,中国现代诗的语言和“自我”等三个主要方面的前提下,大致勾勒出叶维廉现代诗理论研究的总体轮廓,能够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启示与途径。     

舒婷爱情诗的继承与背叛

舒婷的爱情诗是中国爱情诗史上不可或缺的力作。她笔下的爱情极为鲜明地表现为一种东方式的爱情,她的诗歌是对于我国优秀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在保留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考方式和含蓄、隐晦的表达方式的同时,她以大胆而新颖的诗歌意象创作现实对中华民族时代相传爱情理想的反叛,用崭新的爱情观念和顽强的人格力量重塑了中国现代女性的独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