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年谱在诗歌教学上的运用

从教材编排、教、学、考等角度发现诗歌阅读都处于零散而随意的状态,学生对遇到的诗歌题一般都是就题解题,对诗歌内容和情感的理解泛泛,要么拔高诗意,要么胡乱理解诗意,需要深入的地方也无法做进一步的探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年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诗人的档案录,在平时的教与学中运用它,可以有助于我们根据诗人的生平事迹来知人论世,来深入理解诗人的创作内容与情感与风格,来进行横向联系与比较,从而使诗歌的教与学变得有序而系统,不盲目。     

模糊语言与现代诗歌创作

模糊语言对现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了“模糊语言”这一主题概念的定义,认为在现代诗歌创作中,模糊语言表现在措辞的模糊性和修辞的模糊性上,认为诗歌本身的多义性和流传过程中的“增殖义”导致了诗歌的模糊性,最后阐述了现代诗歌创作中模糊语言应用的四种倾向。     

被译介的“自由诗”——对“自由诗”引入新诗坛的一种思考

自由诗作为西方现代诗歌中一种常见的体式,在晚清到五四的文学革命过程中被引进到中国新诗坛来.然而,自由诗作为西方现代诗歌的一种形式,其定义本身就充满了含混而复杂的内涵,当其被早期的新诗理论家引入中国新诗坛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现代汉语)的不成熟和语境的复杂性,因而使得读者和作者对自由诗的理解一方面充满了歧义和误解,另一方面,它也激发了新诗坛诗歌创作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因此对自由诗概念的检审和考量就显得尤其的必要.     

基督教文化对郭沫若诗歌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基督教文化的层面对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及其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的理解。     

归来者:风格的重铸与主体的抬升——中国现代诗体建设系列论

“归来的诗人”在新时期恢复创作后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在理论上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现代诗歌体式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创作上铸就了新的以沉思、论辩为特征的哲理化抒情风格;抒情主体更加注重对自我存在的思索与追问,抒情语调趋于自白和自审,意象营造趋于自喻化和象征化.部分诗人从现实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归来的诗人”既是对新诗传统的恢复,也是对新诗发展的总结与重整.     

卡明斯诗歌的变异

所谓变异,就是不符合语言的常规。诗人为了各种目的经常可以不受习惯用法的约束,大胆创新,这就导致他们突破语言的常规,形成各种各样的变异。美国现代诗人卡明斯(e.e.cummings)大量应用变异的手法,写了很多独具一格、他自称为“画诗”(poempicture)的奇特的诗,因此要读懂就必须理解其中的变异手法。本文从书写和版面、语法、词汇这3个方面的变异来分析和欣赏他的诗歌。     

“文革”地下诗歌的诗歌质态及其意义

在"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地下诗歌精神向度的探讨,而忽视了地下诗歌自身的诗歌特质。地下诗人对于"诗歌"的定位和思考,展示了地下诗歌特有的诗歌质态,而且也灌注了地下诗人特有的生命体验。其中,"血诗"是对血腥的世界、血淋淋的世界的血意象的展示,是对权力暴行、迫害、杀戮等罪恶的全面揭露和展示;"野诗"凸显自我野性、原始力量,是对于生活、命运、世界的抗争和挑战;"无言之诗"是对诗歌自身、诗意、诗性力量的呼喊,是对人的赞美,由此绽放出来的是对生命的呼喊。由此,地下诗歌中对于"诗歌"本体的思考,为中国现代诗歌贡献出了特有的诗歌质态,开拓了现代诗歌演进的新视野。     

郭小川对现代格律诗的开拓--关于新诗发展问题

产生于"五四"新诗运动的中国现代诗歌在迄今80年的发展中,突出地显示了两个方面的追求:一是追求以现代口语表现新的时代精神的革命性即现代性;一是追求现代诗歌语言、形式之灵活自由与优美、和谐的完美统一.仅就追求现代诗歌语言形式之灵活自由与优美、和谐的完美统一而言,就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但中国现代诗歌的格律化,乃是现代诗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里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反复过程,现在依然还处在这一过程中.继20年代中期新月诗派首倡并试制"新格律诗",50年代中期何其芳重倡"现代格律诗"之后,郭小川在60年代初期却以其不事声张的一系列创作,为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其创作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海子:一个永恒的意象

在现代诗歌发展的旅途中,留下很多探索的身影,海子的诗歌创作无疑是丰碑意义上的。本文以纪念的方式对这个年轻诗人的诗歌作掠影式研读,以引发对现代诗歌的更多关注。     

论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划分——以《走向语言之途》为中心

语言问题无疑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而对语言的划分亦标示了其思想行进的站点,具体表现为自然的语言、形而上学的语言、诗意的语言.自然的语言首先是诗意语言的开端,但却成为遗忘并被耗尽的诗歌.形而上学的语言首先表现为陈述,其次表现为生产和设定.根本上却是对自然语言一种形式化的强迫.诗意的语言一方面在现实中遭遇语言的沉默,另一方面却是试图对作为纯粹语言的自然语言,亦即家园的回归.     

散文美:艾青诗歌形式的自由性探寻

艾青将自由体新诗创作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其突出成就在于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形式。艾青提倡诗的"散文美",这主要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新诗形式的自由性;一是新诗语言的口语美。艾青抛开一切外在形式的羁绊,保存真正诗的个性,这就使他的诗作的思想容量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与弹性。朴素的诗歌语言是艾青追求散文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艺术探求的至高境界。     

屈辞“三字结构”与古代诗歌句式

“三字结构”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实义语词按词序组成的诗句结构。它与语言的发展同步 ,滥觞于较早的散文和诗歌中。屈原大量使用“三字结构”所创造的奇偶相谐的诗歌句式 ,不仅构成了屈辞新诗体的要素 ,而且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句式及其语言形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寒山诗的美国复活

本文旨在研究遭弃于中国正统文学圈子的寒山诗复活于美国的原因。中国诗学传统从内容到语言均强调含蓄和雅致,而寒山诗白话日常,敌未能获得传统的认同;但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寒山诗由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等的译介给适逢“垮掉派运动”的美国人,契合了当时美国人对绝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加之美国诗学传统里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一脉相承,因而在美国复活并流行起来。     

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

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是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体悟中得出的审美情感归结。含蓄一语,古代诗论者在诗歌鉴赏中从不同视阈多有论及,梁启超等人在现代语境下对古典诗歌含蓄美作出重新阐发,认为含蓄是古典诗歌传达情感的表现手法。本文从诗心美学角度认为,含蓄美是诗人对诗歌的领略、体悟,以达到对生存本体的一种生命体悟。     

论郭绍虞的《诗话丛话》

郭绍虞的《诗话丛话》是我国第一部以诗话形式论述诗话之体的著述。《诗话丛话》对数以千计的中国诗话进行了系统的总体研究，以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零散杂芜的中国诗话之话予以梳理，使之体系化、类别化，不愧是诗话研究的拓荒之作，对诗话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接受美学视野下台湾现代诗社对西方纯诗话语的自我诠释

从强调诗歌语言的自身特性出发,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反对诗的语言音乐化,主张“诗”与“歌”的完全分离。首先是字词的口语化的提倡和运用,其次是音步的非规范化提倡和运用,再次是无分行音步的提倡和运用。从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看,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纯诗话语的接受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种偏差产生的原因既与他们接受纯诗话语的现实背景有关,又与中西语言的基本特性有关。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析中英爱情诗表现手法的异同

爱情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永恒不变的话题，而诗歌以其凝练、优美的语言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主题。在中英爱情诗中，除了语言风格上的很多相同之处外，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诸多相同点，如：借助比喻等修辞手法；借助动植物以及自然现象来抒发感情等等；但由于中西方的文化、民族个性差异等等使得中英诗歌在表述爱情时又有不尽相同之处。     

新诗的立场:钱玄同与《尝试集》

钱玄同以小学大家介入新诗批评,并与当时的新诗人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他以"用今语"与自由表达相结合,而新诗实验作为基于语言革命的文体实践,其目的正在于为崭新的时代激情寻找一种确切的表现形式。他主张新诗应脱尽文言窠臼,却并不反对胡适特别是一些青年诗人亲历亲尝,借铸词炼句保留鲜活的感受来诉诸读者。他强调新诗应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取消种种文妖以能文相炫耀的特权,而用白话写作确是关乎新诗人价值立场的传达,尤其是在对新旧两种镣铐枷锁均保持警惕的情况下。     

论徐志摩的诗歌策略

徐志摩的诗歌以意境圆融，语言优美称于世。通过对其诗歌策略的形成运用，尤其是意象的化合与创作蕴积两方面论述其诗歌意境富于生命力的原因。进而得出结论：徐志摩诗歌是中西诗艺的第一次成功的整合。他的整合主要涉及中国古典诗歌与英国浪漫派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