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驭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以道驭术”是我国先秦时期技术伦理的基本思想特征。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学派和墨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以道驭术”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农业耕作、手工业技术和医疗活动，其合理成分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真人不露相

“大智若愚”这个成语，可谓浓缩了中国儒家和道家为人处世的智慧。《老子》中有“大巧若拙”的说法，而颜回因为会“守愚”而深得孔子的喜爱，他表面上迷迷糊糊，其实在用心劲，课后总能把先生的教导清楚而有条理地讲出来。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休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儒家以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将休闲当作修身养性完善德行的手段，追求着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道家则以超然出世的人生态度，追求着天地浑成、物我为一的境界，以求得精神自由为人生目标；禅宗则以在世的人生态度，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进入快乐无忧的境界。无论儒、道、禅三家的休闲观念有何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的说来，中国人的休闲哲学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哲人教给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精神的自由，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的一种快乐的哲学。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技术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思想:道家生态哲学主要体现在道法自然的技术存在释义、有而不用的技术理性主义和技归复艺的技术审美情趣;儒家生态哲学主要是有天人合一的技术价值理想、以时取物的技术控制理念和仁民爱物的技术伦理情怀。这些生态智慧给我们这样一种启迪: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技术,生态文明的建构更离不开技术,但人类对技术的使用必须立足于生存技术,首先遵循事物生长规律,其次要慎用少用甚至不用。     

论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对日本传统生态理念及其循环型社会构建的影响

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哲学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在日本"本土化"的过程中,这些生态思想对日本的生态伦理及其循环型社会的构建都发生了重大影响。日本的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中以人为本、以生态情感为基础、重视循环再生与效率这三大特点成为了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剖析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有益于我们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

《周易》的占筮过程是一个计算过程,因而《周易》的发展是以一定的数学知识为前提的。《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又有重大的影响:使中国古人形成独特的“万物皆数”的数学观,《周易》的以价值判断为中心的思维取向,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应用数学;《周易》“命筮取数”的方法,促使计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核心,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计算数学;《周易》的以卦象为工具的“唯象思维”的特点又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离散数学。     

京砖是怎样炼成的

浙江省嘉善县干窑镇是历史上有名的“窑乡”，其出产的京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型砖，每块价格高达一两黄金，而且有“金砖”之说，在古代专用于铺设皇宫和皇室园林的地面。如此昂贵的砖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烧制的呢？     

道家自然主义的技术观

道家自然主义包含着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的“自然”,其技术观也呈现出两种“技术”的特点：一种是物质层面可见的技术，另一种是文化层面不可见的技术。技术是顺应自然的产物，同时技术又可能产生背离自然的风险。道家对技术背离自然的揭示反映出文化与技术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技术影响文化发展，同时文化对技术发展又起着制约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合理运用技术来促进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并在文化层面从根本上保障技术的健康发展。     

两种“万物皆数”观念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两种“万物皆数”观念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俞晓群，王前在数学史上，“万物皆数”的观念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流传着另一种“万物皆数”的观念。比较一下这两种“万物皆数”观念的异同，及其对中西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很有...     

中国传统科学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李约瑟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标识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科学传统。本文通过文本分析,从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构成、学科取向及研究兴趣入手,指出社会文化系统、话语系统以及研究传统的差异,使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成为迥异于西方科学的另一种知识系统。     

中国古代两大“顶尖技术”被盗始末

瓷器与丝绸是中国的两大金字招牌，这两种东西，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独门绝学”，既挣来成箱的黄金白银，也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天下谁不知道“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当然，这两条路并非中国人自吹自擂；而是西方学者的馈赠。     

以良相胸怀铸良医大器——记卫计委脑防委中青年专家、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陈会生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即有崇尚“儒医”的优良传统。良相齐家治国，良医悬壶济世。迥然不同的方式和领域，异曲同工的信念和崇高。纵然岁月变迁，风云变幻，但从良相到良医，恪守儒家道德标准的中华知识精英，在奋斗道路上无不体现出亘古不变的崇高信念和伟大情怀。     

经济责任:个人理性与家族理性的不同理解

东西方社会传统责任观念的不同,导致这两种社会中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西方社会的责任观念是基于个人理性的“权利责任”观。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责任观念则是“义务责任”观。本文对这两种责任观念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指出家族企业中人们所遵循的家族理性的责任观念是兼容“权利责任”与“义务责任”的责任观。     

古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及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本文运用文化（科学）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分析了中国古代由统治集团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文体选择对科技发展的三个方面的影响,作者认为,汉代实施的“罢独”政策和唐后确立的科举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两次影响最大的文化选择,它们共同指向儒家学说,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统治思想,这不仅直接导致墨家科学的灭绝,使科学知识在社会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播中遭到轻视,而且也把一种不利于科技 文化价值观念置于社会思想的统治地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特点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研究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的群众运动，这是一场为满足政治需要而对中国古代科技史进行考查和总结的带有学术意味的活动。本文在分析整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状况及其特点，以期为中国科技史的史学史研究提供参考。     

试论中国近代衰弱的根本原因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里程碑。从那时起，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欺辱。也因为这样，人们通常将中国近代衰弱的主要原因归罪于列强的侵略。笔者窃以为，历史事实非也。中国古代是世界上强盛的文明大国，这一点恐无人非议。那么，强盛保持到了什么时候就完结了呢？或这强盛的最后记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强盛的最后记录是郑和下“西洋”。１４０５年到１４３３年这２８年间，明朝初年的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访问了三十多个亚非国家。若以郑和“下西洋”和哥仑布发…     

“心”“脑”之辨的当代认知价值

“心”“脑”这两个概念混用，源于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用中国文化术语译介西方脑科学知识的特定表达方式，而后逐渐成为民众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其后果是容易造成人们“用心”思维能力弱化，很多应该“用心”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当代全球化趋势和人工智能广泛使用给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彰显了“用心”思维作为不可替代的人类智能的特定价值。有必要从认知科学和哲学视角仔细辨析“心”“脑”之间的本质差异和联系，分析“心”“脑”概念混淆的缘由及影响，建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心”“脑”协同关系，使中国传统的“心”的智慧转化为当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