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归属的悖谬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使用西方的观念体系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将其纳入经验科学的范畴。而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解析,也简单地认为是中国缺少实验科学的基础。对指南针的研究表明,使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既不客观也很不恰当。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与欧洲迥乎不同,亟待依照本国的文化体系传承、科技发展路径,并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以便树立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并梳理出民族文化和科技传统,促进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阴阳五行说是一种工具性本质科学——兼与西方近代数学比较

中国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积累了有关自然界的丰富而系统的知识,阴阳、五行是这一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传统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实质在于,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分析工具,它自身构成一门“本质科学”.阴阳五行在中国古代科学中的作用类似于数学在西方近代科学中的作用,它们都是工具性本质科学.     

《救荒本草》科学思想略论

《救荒本草》蕴涵的科学和创新思想,是作者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当时中国古代科技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该书中植物学、农学、物理、化学、医药学、资源开发利用和救荒等科学思想应被系统研究。将它与西方科学比较,找出其科学特征,总结它在中外学界的影响,并借此阐明中西方科学或察同或求异不同发展路径的原因。     

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

中国古代数学是一种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是一种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数学在经历宋元时期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走向明代实用的珠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目前的研究评价多是暗用了西方古代数学的欧几里得模式的评价准则，因而过低地评价了珠算在中国古代数学中的历史地位。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评价应从中国文化系统的特定氛围出发，运用没有西方古代数学价值观念的评价准则，给予珠算客观的历史评判。     

古代烟火的军事应用及其对火器发展的影响

军事应用和娱乐应用并行,火器和烟火齐盛,是中国古代火药技术的独特结构。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火药技术必然是在火器和烟火的交互影响中向前发展的。这个特点在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于明代后期先后传入,并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火器而占居主导地位之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古代烟火的军事应用,肇始于宋,兴盛于明;其对传统火器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局限性和消极因素。     

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

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新书介绍:《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

<正>潘晟:《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415页,35万字,ISBN 978-7-214-22306-7。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自然知识的研究,传统的方法大多以西方近代科学体系作为坐标,这对于自成一体的中国古代文化难免有失偏颇。近些年来,有学者借鉴西方"博     

思想要与历史相吻合——评李约瑟的道家科技哲学观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蕴涵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思想。本文的考察指出，李约瑟的观念、方法、哲学思想都是西方的。在这样的观念、思想指导下，用西方特有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难免与实际情况有差距，也很难揭示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质。     

元代《几何原本》为何没有影响中国思想传统——回回天文学家的语言世界、群体目标和种族烙印

《几何原本》曾是元代钦天监所用书籍,为何它所代表的西方科学思想核心未能影响古代中国思想传统?本文提出三个尚未见系统涉及的假设。第一是语言的障碍,元代阿拉伯天文学家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他们来中国后的入乡随俗,应当是随"操蒙语的蒙古人"之俗,而不是随"操汉语的汉人"之俗。第二是元代中西天文学展现出"差异",它没有像明末清初中西天文学凸显出"冲突",这是由于回回历法服务于伊斯兰信徒,以及回、汉天文台独立运行,客观上减弱了交流的动力。第三是李约瑟所说的古代科学带有种族烙印性质,具体而言,回汉天文学缺乏共同的数学语言,古代中国天文学和数学均具有坚强的传统,使得《几何原本》只有留待近代科学的兴起后才重新在中国被赋予意义。     

论道教与科学

道教特有的长生成仙理想和因此形成的重视生命及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使其与中国科学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密切关系。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构成性的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道教的宗教文化特征注定它将科学作为服务其终极关怀的“工具”，因而使它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产生内在的制约作用。中西文明差异，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科学”概念，导致西方学术界——进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道教与科学关系的简单否定。重新认识“科学”，是对中国科学、进而道教与科学关系在真质层面进行把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