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人本论立场与人类学唯物主义

马克思自己强调自己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哲学。然而，究竟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在今天，决不是一个已经明白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研究方面，国内外已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体系，比较经典的有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人道主义（卢卡奇），实践哲学（葛兰西），以及国内这些年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交往论、生存论、解放论、类哲学等。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新贡献何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这一变革的实现 ,有赖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新贡献。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新贡献不是在于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 ,创立“辩证的唯物主义” ,也不是在于超越唯物、唯心的对立 ,建立超越的“实践哲学” ,也不是在于创立“实践本体论”以代替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真正贡献在于把作为意识现实对象的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 ,理解为实践 ,从而确立了新的哲学出发点 ,创立了从实践出发来解释问题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或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的综述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了“新唯物主义”概念，这里的新唯物主义用什么称谓来称呼，长期以来，国内外哲学界分歧很大，争议颇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的创始人和后继者，曾经赋予新唯物主义不同的名称，例如，“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等等。而其中真正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本质特征的是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实质和生长点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提出了一个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系统的哲学纲要,宣布这是他的“新唯物主义”.恩格斯把《提纲》看成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一直没有放弃《提纲》的观点,始终把它贯彻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因此,把《提纲》提出的“新唯物主义”说成是实践唯物主义,并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有根据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进化论》

1859年11月,达尔文的划时代著作《物种起源》出版后,立即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对达尔文著作的评价,认为“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后来他又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     

青年恩格斯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

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以马克思命名的,而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对这一理论的创立,也曾独立地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了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天津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本刊联合举办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笔谈会。现将笔谈内容发表于下。     

论马克思、恩格斯"两大转变"的共性原因及其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路径几乎同时实现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对马克思、恩格斯"两大转变"的主客观原因进行科学的分析,有助于当代大学生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从卡尔·马克思哲学的高度反思"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发展现和“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截然对立的。“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依赖于物”的“物化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拜物教唯物主义”,其现实危害相当严重。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灵魂。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是目的”、“人的本质”及“人的自由”等重要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最高原则,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理想。     

论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提升

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内在机制是在其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的,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真正的理论生长点。马克思是以实践为基础、起点,来逐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这一点可以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感受得到。恩格斯把《提纲》称为“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也就是肯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生长点。如果我们把《提纲》看作“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纲要的话,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可以看作     

探寻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两个理论视角

唯物史观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其主要研究精力都用在唯物史观上。我们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可以发现他们的主要著作都叙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笔者认为，对马克思最初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进行探寻，对于科学地把握唯物史观及其实质是有所帮助的。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网络成瘾”与信息“节食”

“互联网成瘾症”(IAD)在全球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当中迅速蔓延,社会危害性极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出发,介绍了网络成瘾的临床鉴定和基本类型,剖析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成因,建议网民们要解除网瘾,进行信息“节食”,最后对青少年沉缅于网络游戏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