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幕剧场景的多声部祭悼——汪曾祺《八月骄阳》的叙事策略

《八月骄阳》是汪曾祺为纪念老舍先生逝世20周年而作的短篇小说,全文仅3200多字,却运用留白的绘画手法和独幕剧的文体形式,以多声部的对话等复杂的叙事策略,以留白和独幕剧形式完成故事的叙事。     

论汪曾祺小说的传统文化意蕴

汪曾祺是当代文坛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汪曾祺从其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故乡的民风习俗中发掘素材,传达自己对悠久的中国文化和自由人生境界的理解.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中,深深浸润着儒道文化精神,这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超然而又实在的和谐美.     

《吉姆爷》中的象征主义之塔

康拉德是一位承前启后、伟大而深刻的作家。他在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尤其他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赋予小说丰富深刻的含义。《吉姆爷》是他的最伟大小说之一,象征主义手法在此小说中运用的淋漓尽致。从大海到丛林,再从白与黑到戒指与火光使得象征主义手法在这部小说中无处不在;更使得这部小说的内涵得到深刻的体现。     

《艾菲·布利斯特》中的“中国人”形象

对于德国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的长篇小说《艾菲.布利斯特》,评论界关注得较多的是小说的叙述艺术、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宗教文化等方面。德国汉学家顾彬首次提出该小说描写了一个"抽象的中国人",但未作深入解读。今详细解读这个"抽象的中国人"在小说中的"出场",从三个方面(即小说结构、女主人公的人生认识、作家的中国认知)揭示出"中国人"的隐喻作用及爱与血的象征意义;并指出,"中国人"这一形象的刻画是贯穿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暗线,对"中国人"的象征性的含蓄描写同中国画中的留白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试论汪曾祺早期小说中人物的内在叙事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大多具有探索性。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曾祺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颇深,因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意识流、象征等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同时在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探索中所营造出来人物的意识世界有他自己的特色,充满丰富性、内在性,甚至作者以此作为行文的线索来展开叙述,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套叙述逻辑。     

错位与契合--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运用艺术形象向读者展示了宗教信仰与民俗风情、出家受戒与男女情爱之间的错位与契合.文章从人性发展、传统文化等角度阐释这种错位与契合,从而解读汪曾祺小说中合乎人性的传统中国文化内质.     

《但以理书》的叙述视角浅析

评析了美国犹太作家多克托罗的《但以理书》运用多重叙述视角所构建的一个过去和现在交相呼应的叙事结构。并认为小说中叙述视角的运用以及叙述视角之间的转换对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揭示人物在政治重压下的疯癫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孩童视角和"视角越界""侵入话语"等叙述手法的运用为小说增色不少。     

困境中何以突围?——以《灵旗》为例略谈对抗战题材小说的创作启示

小说<灵旗>体现了较高的美学水准,对当前抗战小说的创作依然具有借鉴价值.从思想主题上看,该部小说的写作超越了社会结构视野以及战争本身,而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来反思人的命运、战争的残酷以及历史理性的荒谬,其内蕴着一种可贵的哲理精神.从形式上来看,这部小说运用了意识流、心理刻画以及"超现实"等多种艺术手法,具有艺术创新的自足性和启示性.     

在颠倒与错谬中认知当下农村的现实——论《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反讽艺术

反讽既是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中运用最娴熟的一种艺术手法,也是这部长篇最为显著的艺术风格.文章从标题反讽、叙事反讽、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等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作家是如何娴熟、巧妙地运用反讽手法,在颠倒与错谬中艺术地表现自己对当下乡土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认知的.     

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改编改写

传统文学对现当代作家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使其研读之余,还要改编改写。新时期,老作家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是为"聊斋新义",共十三篇,其中有的改自原著的名篇,如《蛐蛐》、《画壁》;有的改自原著较少人关注的短篇,如《双灯》、《牛飞》;也有从"异史氏曰"有感而发改写的《捕快张三》。这些篇章保留了若干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充分体现"京派"小说在文体上的开拓。另一方面,汪曾祺删去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铺叙小说人物的生活细节,保留了作家自己一贯的小说创作风格。在"聊斋新义"中,作家贯彻了其表彰人性美的创作宗旨,通过文白杂糅、清新朴素的语言,描绘了男女之间、人狐之间,甚至人与动物、死物之间的真挚情谊,从而建构了一个和谐温暖的人间世界。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人文奥运"与"绿色奥运"

“人奥运”和“绿色奥运”北京奥运会的重要理念，“人奥运”是以人为本、追求与人类优秀化精神相结合的奥运，“绿色奥运”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旨在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的奥运。“人奥运”是北京奥运会的灵魂。是“绿色奥运”的思想基础；“绿色奥运”是“人奥运”的体现，二结合的意义在于人类应在健康洁净的环境中实现身心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