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产品责任的立法现状及完善

产品责任法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兴法律部门,在国际贸易迅猛发展的今天,产品的流动当然的具有了国际性,因此产生了涉外产品责任这一法律问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还稍显薄弱,表现在法律法规数量较少,对受害者的保护不够理想和对责任人的惩罚力度较弱,因此有必要借鉴国际上的有益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     

气象业法律建设论析

未来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对气象事业发展方式的规划设计。从现阶段气象事业所处的社会形态和法律状况入手,通过分析气象事业特性,对气象事业发展中法律的推进和保障作用进行思考,并在气象立法建设及对知识产权法的利用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立法”立场的法律发现——以历史法学为切入点

在对法律发现的理解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从法的起源角度,二是从法的适用的角度。目前,学界则更多是从司法视角去透视法律发现理论,立法立场的法律发现观鲜有提及。为此,以历史法学为切入点详细剖析立法立场的法律发现观的产生背景、观点及其影响,进而期待对该理论有个"全景式"理解。     

两型社会建设与法律的供需研究

法律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既存的法律秩序和消费者偏好是影响法律需求的主因。建设初期应由地方政府来供给法律。在供给方式上，应采取强制型法律供给与诱致型法律供给相结合，以强制型法律供给为主的方式。两型社会中法律制度的建设策略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供给理念，遵循以现有立法为基础、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的法律供给原则，重视法律供给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强化法律供给中的法经济学论证。     

民诉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之重构——对单一法理择定基准的反思

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与其法理基准是"性状"与"基因"的关系,"基因"决定"性状"的表达,法理基准则决定了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具体制度设计。目前我国以"制裁"法理为基准,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立法上设计了对实施证明妨碍行为当事人进行不利推定的法律效果模式。我国当前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依托于单一的"制裁"法理,导致制度设计上存在立法层级低、法律条文简单模糊、法律效果指向对象范围窄、法律效果对证明妨碍当事人主观心态归责种类范围窄及法律效果具体操作模式单一等问题,致使当前立法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民事审判需求,不能对已经实施或意欲实施证明妨碍行为的当事人充分起到"惩罚"和"预防"的效果,亦不能对被妨碍的当事人进行有效"救济"。对此,我国应探索适用"公平"与"制裁"相结合的多元法理基准,以证明妨碍行为实施人在本证中是否负证明责任为分类标准,在多元法理基础上对证明妨碍法律效果重新进行制度设计。     

判例制度在我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功效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主要的法律渊源。在我国以成文法为唯一法源的国家中,要建构法治社会,也需要判例制度来弥补立法空缺,填补法律漏洞。     

庞德和哈耶克法律思想的比较

本文对庞德和哈耶克的法律思想进行了比较,两者不同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两者对待理性的态度不同,前者倾向于理性努力地重要性,而后者则比较注重经验的传承性;在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和阐述方面,前者则倾向于法律秩序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注重法律发挥的社会功能,而后者则把法律与立法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法律就是自生自发的行为规则;最后,在法律的功能方面,前者强调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利益,而后者则认为社会利益是个空泛的概念,法律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不受强制力的干涉。     

宋明理学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

宋明理学是元明清社会正统意识形态,无疑对传统法律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宋明理学义理法律思想寓政治、道德与法律为一体,将义理观视为根本立法司法原则,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法律文化的道德化与政治化.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士商经济、君臣之义、法的性质等重新演绎,触动民事法律的扩大化,改变了社会诉讼观念,客观上又给高度君主专制法律体系留存了一丝民主倾向.宋明理学"从政为民"、"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影响了宋元以后统治者立法思想.理学理论与实践社会简约化、世俗化、素民化的经世致用观念推动了传统法律社会化.     

如何实现审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审判的社会效果就是指审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公众中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审判的法律效果，是指审判在法律上包括立法上和执法上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是一致的，但是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并不总是一致的。社会效果对法律效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在审判中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这样既能够维护法律的尊严，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律救济机制之反思

近些年来。随着家庭暴力行为的增多和显现，反家庭暴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内反家庭暴力立法呼声逐渐高涨的今天。笔者认为，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核心是解决法律救济机制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律救济机制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以期对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有所裨益。     

国家赔偿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探微

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的是抚慰性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位导致该法实施效果不佳。《国家赔偿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国家财力有限、国家哲学观念等问题不会成为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实质障碍;构建惩罚性赔偿制度时应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下适用。     

食品侵权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修改建议

2009年中国首部《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将我国食品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的高度,确立了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其中的惩罚性赔偿无疑是这部法律中较为成功的制度设计.指出《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尚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实践中出现困境.提出《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应科学确定惩罚性赔偿范围标准,设定赔偿数额的浮动限额,规定最低赔偿数额,注意制度之间的衔接,从而在立法上保证其在制度体系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实践上保证其功能能够得以发挥.     

对在我国产品责任中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思考

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已被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广泛适用,我国目前在产品责任法中采取的是传统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该原则在产品责任法上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日益暴露出其固有的缺陷。阐述了惩罚性赔偿原则设置的必要性,提出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应仿效英美法系立法,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     

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讨

在中国,刑法解释学还是一门幼嫩的学科,刑法解释的许多方面还不成熟,还存在许多争议。检察机关是否应具有刑法的司法解释权？刑法解释的具体方法是否排除扩张解释？客观解释论是否与罪刑法定相冲突？笔者就这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传媒对司法之谦抑态度的必要性

传媒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传媒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引导者,极易引发大众审判,这也给司法独立制度带来较大的威胁。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对于法治发展进程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司法充分尊重传媒监督权的基础上应如何确保司法独立?传媒在司法面前保持一种谦抑态度将更有利于二者的良性互动,"谦抑态度"强调传媒在监督的同时致力于维护司法权威,理性对待司法审判之结果,这对于法治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科技期刊深度开发利用中的版权保护

科技期刊开发的社会需求很大,应该善用版权法去加快科技期刊的开发利用,活用版权保护法去强化科技期刊的开发利用.但在数据库版权保护中,我国的版权法仍有不足,还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以促进科技期刊的开发利用.     

累积的现实：观察文化的历史眼光

提出了考察和预测小民族文化的现实和重建，不能脱离“累积的现实”的观点，指出应将他们当前的“文化”形态看作一条线，而非一个点。“线”即时间隧道，即“累积”；而“点”，只是标志一个特定时空，没有历史，没有社会经历。选择两个侧面探讨小民族文化及其构建的动态状况以及在传统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动摇的情况下，他们面临的新困难和难题。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思考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界定,首先必须要解决＂用什么＂、＂怎么样＂和＂向谁＂来进行大众化的三个最基本问题。为此,可以从其内容指向、发展历程和客体指向三方面对其进行深刻把握。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不是一个单向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历程,而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不断交织、发展和完善的互动过程。全面把握和深入领会其内涵界定,还必须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重要关系问题。     

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普通法法系中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也是英美法系中富有争议的法律制度之一。在我国民事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在合同责任方面首开惩罚性赔偿之先河,并在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更被民法学者列入民法典的草案之中。但我国法律中关于惩罚性赔偿之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于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我们应适当加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使之适用于侵权和合同纠纷、妨害民事诉讼等多个领域,全面保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     

公共交往法治化——基于重庆公租房实践的思考

重庆公租房建设彰显了本土公共交往的智慧,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良性循环。公共交往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互动交往,有什么样的公共交往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公共交往的法治化要求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现有效交往的法治规则与法律保障的交往实效两者的统一。公共交往提供了一个动态过程式的行政法治化进路,反映了行政法基础理论本土化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