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路径

理论界多认为民众失衡的社会心理是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产生的原因,忽略了单位制解体后的组织缺位或越位是导致民众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产生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单位组织解体后利益表达主体没有可以依赖的政治或社会组织,缺乏社会资本支撑;另一方面,利益分化导致的利益结构失衡使利益表达主体产生了消极政治心理,影响着其政治行为。因此,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治理路径是:强化已有利益表达渠道的效能,使民众拥有组织归属感;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化解民众消极政治心理。     

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与和谐社会构建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现阶段的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利益表达主体表达意识缺乏、利益表达组织发展不平衡、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利益表达机会不均衡、群众性利益表达作用不明显等。必须进一步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让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畅通的渠道和途径平等表达自己正当的利益诉求。     

论西部民族地区建构和谐社会的定位与支点

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条件,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其在历史价值上要定位在整体和谐发展,在建构方案上要定位在社会事业优先发展,在建制形态上要定位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递进的三个层次上进行。构建的支点一要转换思维为和谐社会建构提供理念支持,二要建构分享利益机制,三要营造一个化解高危社会风险的空间。     

论协调价值冲突视角的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表达机制对协调价值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各阶层维护自身利益,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使人民群众体会价值主体地位,从而缓解价值冲突。当前我国利益表达存在着渠道少而不畅,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要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广开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建设,发挥其桥梁作用;实现利益表达的法治化;改善言论和舆论环境。     

利益协调：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对策

当前利益分化加剧、利益表达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缺位、利益＂收敛＂呈现低效性,加强社会利益协调建设,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是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利益协调的思想和实践中吸取经验,建立健全利益＂发散＂与＂收敛＂机制、利益协调与共赢机制、利益发展与保障机制,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各阶段中的应对之策

群体性事件从产生到发展直至最后爆发一般都要经过萌芽、显露、发展和激化四个阶段。政府作为主旱社会正常运行的一方，也要做到因势而为，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在群体性事件的萌芽阶段，政府要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作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的显露阶段，政府要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的发展阶段，政府要努力畅通政府信访渠道，妥善处理导火索的具体案件或利益冲突，依法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在群体性事件的激化阶段，要坚持尽快平息事件原则，建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协调机制，恰当谨慎使用警力，并注意引导社会舆论。     

风险社会、法团主义与传媒变革——法团主义视角的传媒功能思考

高风险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现实命题。法团主义力图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入手来化解多元主义之下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矛盾。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下,法团主义理念也许可以有效改善国家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从而促进两者良性沟通和互动,减少风险的发生。在这其中,也需要媒介自身作为专业性利益团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机制研究

高学历、年轻化,自我表达与利益直接相关,对统战工作关注不多,网络信息"把关人",是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几大主要特征。推进新媒体从业人员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党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形成、理性公共空间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完善统战意识培育机制、强化领导机制、创建社会治理创新机制则是当前乃至今后这项工作的重点。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利益协调问题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做好各方利益的协调工作。当前中国转型时期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必须有效地处理这些利益关系问题.必须采取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途径来促进社会利益的协调和整合。     

建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思考

劳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体现,有效化解劳资矛盾与冲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是社会法治建设的首要目标和根本任务。建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必须真正建立以劳资利益博弈为主要内容的＂三方＂协商对话机制;强化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充分发挥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政府职能;立足基层建构快速调处劳资争议的联动机制,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及社会稳定。     

谣言与近代苏北辛亥革命

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群体心理的反映与表现。辛亥年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谣言在苏北社会大行其道,其内容不仅涉及与民众利益攸关的户口调查,诸多＂革命话语式＂的传闻也引起民众的恐惧与惊慌。为安定苏北地方秩序,地方官绅通过告示、宣讲以及武力胁迫等方式来消解谣言。辛亥革命前后苏北地方谣言的繁兴以及地方官绅民三方对谣言的反映,是辛亥鼎革的一个缩影,为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控制与社会民众之间关系提供了绝妙视角。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政府职能的定位

政府转型对东北振兴有重大意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企业家制度和国企改革制度等制度供给,这对东北振兴非常重要。推进政府转型有利于改造大环境。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有利于解决东北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利于化解东北发展中不断突出的社会风险,有利于抑制腐败、改善政府的公众形象,提高社会利益。     

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法律机制

随着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加速，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响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不利因素Ft益增多，必然会引发和加剧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法律机制，逐步形成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信访维稳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机制。     

浅论提升文化创造力的途径

文化创造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民族与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转型时期。人的现代化素质的建构、和谐社会的建构以及世界性文化强国的建构，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当今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现实生成和激发。     

文化创造力:当今中国文化变革与发展的重要依据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文化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同时更是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根据和指引。文化创造力是民族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民族与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古今中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创造力的竞争。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转型时期,人的现代化素质的建构、和谐社会的建构以及世界性文化强国的建构,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当今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现实生成和激发。     

论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

立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益的分配,在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通过利益衡量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做出法律上的选择是立法的核心问题。笔者就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做一些不成熟的论述。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困境、成因及对策

分析了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组织化程度低、利益表达话语权缺失、表达渠道不畅通的困境及原因,认为通过构建有效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使其能够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自主、理性、合法地进行利益表达,从而由权利均衡走向利益均衡,是促进弱势群体走出困境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利益相关者博弈视角下疫苗安全风险防控研究 ——以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

疫苗在公共卫生领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疫苗事件不仅引发了公众对疫苗行业的信任危机,也暴露出我国在相关生物制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存在的潜在安全风险。风险积聚会产生动摇社会稳定和破坏社会秩序的严重后果,风险治理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文章以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研究对象,从博弈视角对该事件中利益相关者及其策略选择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完善疫苗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既要充分发挥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更不能忽视边缘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应在各利益相关者充分沟通基础上,建构多方利益主体合作治理模式。     

技术控制语境下的道德恐慌策略分析

西方国家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社会控制方案在风险社会中受到挑战与冲击。作为化解风险危机措施之一的道德恐慌策略频频被派上用场。这种策略以社会冲突论为其立论前提,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标签理论、实用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在现实运用过程中又存在着悖论。在深受全球化影响并致力创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借鉴与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恐慌策略,需要强化风险议题的主导权与审查权、话语权与解释权,建构道德信念与正义安全的支撑体系以防范道德恐慌现象的无序蔓延。     

建设"新医"的努力--《医学周刊集》与丙寅医学社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丙寅医学社主办的《医学周刊》及其合集《医学周刊集》，是当时华北地区很重要的一份医学刊物。丙寅医学社成员以该刊为宣传阵地，主张创立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机制以及民众需要的新医学，努力建构中国近代新医学的科学化、学术化、民众化、社会化、国家化形象，用近代医药卫生知识对民众进行洗礼，重构民众日常医药卫生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