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董其昌

明代的董其昌是一个身份“复杂”而影响力很大的人物。艺术地位、学术地位、社会地位是构造大师之鼎的三足，董其昌具备了。传统的文人情结，在董其昌的心中根深蒂固，他借用禅宗南北宗的分析来解读文人画，亦缘由于此。从审美趣味上看，一如神韵派诗风，“淡”格之思、之画，也最是董其昌所需要的。对书法意境的真实理解，加之书法功力的深湛，使得董其昌在作画时有资格有条件注重艺术的形式，在山水图象中灌输文人书写的味道，产生属于自己的符号。研究董其昌，研究中西绘画的差异与融合，对中国画的发展不无好处。研究“通才”董其昌，不仅仅有利于辨析中国画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可以深入探讨艺术与人生之间的性命关捩。     

南北朝的书法美趣与诗歌创作

书法与诗歌，是南北朝两朵瑰丽的奇葩，二者关系甚密。南北朝书法兴起于秦汉魏晋书法的基础上，其创作，北朝尚碑，故碑书尤兴；南朝禁碑，文人习书，仅在尺素之间，故隶草盛行。其书法之美趣为“力”、“韵”、“意”，这既是他们书法创作的追求，也是他们用来衡量书法优劣的标准。南北朝诗人得此美趣之后，致力于诗歌理论的研究和艺术关的创造，并灵活处理了三者之关系，打通了书法同诗歌之关节。     

董其昌“文人之画”观念辨析

[]?董其昌开列的“文人之画”的系谱以及他的“南北宗论”与他的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两个标准在他的系谱中起到结构性的支撑作用,一是师法造化,二是以画为乐.有此关口,“多寿”之说也成为他对绘画的一种极具个人性的表达.董其昌以个人的趣味和体悟重新结构绘画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他自开堂庑的雄心.     

董其昌“南北宗论”质疑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将中国山水画分为“南北宗”两大派别,并在其论著中着力抬高文人士大夫画(南宗),贬斥院体画(北宗).通过对唐代《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宋代《宣和画谱》等文献资料研究发现,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说,无论从画家群的分派上看,还是从绘画水平与风格倾向上看都有诸多谬误.董其昌对于中国绘画史上画家群的分派是基于主观自身喜好,是用孤立静止的眼光看事物得出的结论,是观念先于史实的主观论断.     

论元代"四君子"画的兴盛

元代的绘画中，“四君子”题材比较突出。中国文人受“比德”文化思想的影响，喜欢用梅兰竹菊寄托理想品格。据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元代画家一百七十余人，画水墨梅兰竹菊者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元代水墨“四君子”的兴盛原因有二：一是民族矛盾导致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文人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存在矛盾时，文人们寻求象征性艺术来表达创作意念；二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以书法入画技法促进了“四君子”的写意性作用。     

关于中国绘画传统笔墨当代价值的思考

“笔墨”在中国绘画中有着重要地位。当我们探讨对中国画传统再认识的时候，对“笔墨”在中国画中的地位和传统笔墨当代价值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画的“传统”是一个发展着的艺术体系，“传统”的概念必然随着当代中国画家观念的更新而拓宽它的内涵。作为绘画观念的物化形式的传统“笔墨”，也将随着中国画向现代化发展而显现出它的当代价值。     

书法的化境

所谓化境，佛经上指可教化的境域“十方国土，是佛化境”。而书艺上则指造诣到精妙的境界，可与造化媲美。它属书法的意境范畴。评书常日佳境、妙境、灵境等，不若吾言“化境”二字更为贴切。化境乃书家风格成熟，美学思想贯穿其中，技进乎道的完美体现。在书艺中能体现出贯穿艺术─—人生─—宇宙的和谐统一的“一画”。石涛的”一画论”对我们有所启发：“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报”。“夫一画，含万物于中”。“一画者，字画先有之根本也，字画者，一画后天之经权也。”[1]化境是书家超越自我、人书俱老的完美体会。评判一个书家是不…     

董源和董其昌

董源,是中国绘画史上对元代绘画,继又对明清绘画乃至民国山水画有着深远影响的画家之一.明代晚期董其昌将董源推崇至山水画南宗的宗师地位.董源的山水画是文人山水画图式的来源,董源画中的点皴渲染等具有表现性的形式因素,得到后世文人画的继承和发展,为以写意、表现为特征的文人画提供了一个有力标杆.     

疾涩论稿(下) 题记:张孝祥《念奴娇》词云:"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疾涩是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的生命之所在。疾涩线条的节律性使中国书法被称为“时间的艺术”从而别具一格，疾涩线条的韵律感确立了中国绘画不同于西方画的最根本之点。疾涩的不同侧重产生了书派风格之差异。疾涩既是技法术语又是艺术审美范畴，它是中国古人对宇宙生命和运动变化的感悟和认知；无论是疾是涩，都是力，势，气三者有机统一并发生变化的结果。“疾势涩笔”“迟中见速”本质上就是“阴阳合和”之道。     

我国传统艺术中的韵律美对国画的影响

我国传统艺术中舞蹈、诗词、书法和绘画同属于一种文化思维系统,各有其韵律美的规律,且彼此之间有许多共性,在艺术表现元素里所表现出异质同构的韵律之美,与中国画相互影响和融合,从而产生诗书画结合的艺术形式。＂气韵＂在中国画发展中受到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舞蹈、书法、诗词韵律美的深刻影响,形成了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情趣与韵律美的深刻内涵。     

试论艺术形式语言和结构图式中白描的特征

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白描”是线的艺术，以线描为艺术语言塑造形象，也就是纯以线造型。结构图式中的“白描”着重于线的质量，这种独立完美的艺术形式，已极尽传情达意之功能，它有充实的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力，以天地万物写胸中意气，无怪乎不少画家舍弃了色彩。这正与中国书法有相似之处。也就是“书画同源”具体体现的共同目标，对“意境”的追求     

疾涩论稿（上）——题记：张孝祥《念奴娇》词云：“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疾涩是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的生命之所在，疾涩线条的节律性使中国书法被称为“时间的艺术”从而别具一格，疾涩线条的韵律感确立了中国绘画不同于西方画的最根本之点，疾涩的不同侧重产生了书派风格之差异，疾涩既是技法术语又是艺术审美范畴，它是中国古公款宇宙生命和运动变化的感悟和认知；无论是疾是涩，都是力、势、气三有机统一并发生变化的结果。“疾势涩笔”和“迟中见速”本质上就是阴阳合和“之道。     

司空图诗论与张彦远画论

中国古典美学向来就有强调诗与画两种艺术形式相互补充与融合的传统，即所谓“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诗画交融的特点在神韵派诗歌及文人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司空图为神韵派诗论的开创者，他的诗歌理论以道家美学为基础。而“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流派当然是‘南宗文人画”。南宗文人画亦以庄禅美学为其艺术理想的基础。     

浅谈王原祁画学思想中的构图理论

“四王”在清初山水画坛占据主流地位，直接继承了明末董其昌衣钵。作为后二王之一的王原祁来讲，他不仅在艺术实践上具有较大成就，而且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通过对其《雨窗漫笔》中的构图理论的分析，阐明他在继承董其昌、王时敏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直而不野"

《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结构安排、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直而不野”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古诗十九首》从属于广义乐府、叉与文人创作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直”突破了“诗骚”的传统，保留了汉乐府言世俗之情的特质，《古诗十九首》的“不野”叉将文人的深邃和精致融入民歌中。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文人诗创作的一个新的领域，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人格修养与中国画人艺术修养之嬗变——徐复观对中国绘画之心性学考察之三

徐复观对中国画人艺术修养之嬗变的心性学考察，论速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到“一画”之间的精神升进关系，而这种升进正是画人人格修养工夫之所致。在此基础上，徐复观进一步提出“画的究竟义”。由此可以解明艺术在以心性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中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书法学习的“三忌”“四要”

书法是中国一门古老而奇特的艺术，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放异彩的一朵奇葩，在当代中国拥有大量的书法学习爱好者。本文主要论述了如何进行书法学习，提出要学习好书法，就要做到“三忌”、“四要”。学习书法不能一曝十寒，敷衍了事，半途而废，而要目的明确，坚定信心，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活学善练，学以致用。     

狂草与中国“酒神精神”——以怀素为例论中国书法艺术的主体精神

通过对唐代大草书家怀素的书法形成原因的分析，指出中国草书家的艺术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精神”即“酒神精神”，他大量存在于中国文人的思想深处，并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精神雄逸刚健的主体。     

论元代绘画中的士气精神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异族统治的时代。统治阶级对汉族的压迫，对知识分子的漠视，使整个社会都处于矛盾的洪流中，这些都给文化艺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使绘画从“无我之境”转到“有我之境”；由“以物观物”到“以我观物”，也导致个人的自我意识加强，使绘画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心绪表达方式：借绘画的形式抒胸中之气、发心中之慨。     

王冕的墨梅风格探析

王冕是元代的著名画家，他以画梅著称，在继承宋代的释仲仁和扬无咎的基础上，自创了繁花密蕊的墨梅新画风，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冕通过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开启了传统文人绘画艺术的新途径，将诗、书、画熔于一炉，浑然天成。这种艺术创新，一举奠定了王冕在元代独特的艺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