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董其昌

明代的董其昌是一个身份“复杂”而影响力很大的人物。艺术地位、学术地位、社会地位是构造大师之鼎的三足，董其昌具备了。传统的文人情结，在董其昌的心中根深蒂固，他借用禅宗南北宗的分析来解读文人画，亦缘由于此。从审美趣味上看，一如神韵派诗风，“淡”格之思、之画，也最是董其昌所需要的。对书法意境的真实理解，加之书法功力的深湛，使得董其昌在作画时有资格有条件注重艺术的形式，在山水图象中灌输文人书写的味道，产生属于自己的符号。研究董其昌，研究中西绘画的差异与融合，对中国画的发展不无好处。研究“通才”董其昌，不仅仅有利于辨析中国画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可以深入探讨艺术与人生之间的性命关捩。     

再读董其昌

明代的董其昌是一个身份“复杂”而影响力很大的人物。艺术地位、学术地位、社会地位是构造大师之鼎的三足，董其昌具备了。传统的文人情结，在董其昌的心中根深蒂固，他借用禅宗南北宗的分析来解读文人画，亦缘由于此。从审美趣味上看，一如神韵派诗风，“淡”格之思、之画，也最是董其昌所需要的。对书法意境的真实理解，加之书法功力的深湛，使得董其昌在作画时有资格有条件注重艺术的形式，在山水图象中灌输文人书写的味道，产生属于自己的符号。研究董其昌，研究中西绘画的差异与融合，对中国画的发展不无好处。研究“通才”董其昌，不仅仅有利于辨析中国画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可以深入探讨艺术与人生之间的性命关捩。     

论恽南田没骨画师承关系及艺术特色

恽南田,“清初六家”之一,有“诗、书、画”三绝之称。就南田的绘画而言,他初攻山水,后改攻没骨花卉画,并以此名世。该文章从画史及南田的画跋、绘画题材、绘画风格等方面探讨其没骨画画法师承关系。     

从《书百牛图后》看董迪的画论思想

董迫的《广川画跋》是一部以考据为主兼及议论的绘画品评著作。其中《书百牛图后》一跋，体现的是董迫论画重“理”而不拘“形”，他不主张“以牛观牛”的观察视角，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他的其他相关跋文中。董迫论画重“理”，也是宋代理学思想在画论领域的具体反映。     

董其昌“南北宗论”质疑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将中国山水画分为“南北宗”两大派别,并在其论著中着力抬高文人士大夫画(南宗),贬斥院体画(北宗).通过对唐代《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宋代《宣和画谱》等文献资料研究发现,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说,无论从画家群的分派上看,还是从绘画水平与风格倾向上看都有诸多谬误.董其昌对于中国绘画史上画家群的分派是基于主观自身喜好,是用孤立静止的眼光看事物得出的结论,是观念先于史实的主观论断.     

文人画的号角——苏轼画论

苏轼是十一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诗文、书画无所不精。在绘画方面,他既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他的文人画论在我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影响十分深远。 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文士画,士人画,是北宋中期兴起的一个新的画派,主要成员有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文人画是与院体面、工匠面对立的。当时的院体面、工匠画流于追求形似,注重工笔描绘,风格繁富艳丽,宣扬“重人伦、成教化”的绘画功能。苏轼对此深为不满,于是大力提倡文人画,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绘画理论,成为文人画的号角。 一、功能论 苏轼倡导的绘画功能在于自适其意。 苏轼认为,绘画的目的只能是自适其意,而不是为了追求直接的功利目的。他在《书朱象先画后》一文中说: 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 这就突破了儒家教化思想的束缚,摆脱了绘画的功利性。苏轼的看法虽仍显片面,但其中进步的成分还是主要的。因为创作不为求名,不为求利,而仅仅为了表现自我,为了自适其意,这就使作画者精神放松,对画能够全神贯注.这样画出来的画才不会失之做作,失之雕饰。只有为自适而作画,才会使     

文学与图像:晚明江南名士李流芳画跋综论

在题跋的文体价值得以阐扬,诗文书画形成合流的晚明社会,江南名士李流芳水准甚高的画跋创作无疑具有范型意义.画意摹写是李流芳画跋的首要特色.他不仅以彰显、发明画中的固有意蕴为能事,更以文字为画面之补益,善写画外之音.画理阐析为李流芳画跋的另一特色.他深解绘事,故常借画跋以申说对于画理的体悟与见地,包括关于绘画核心价值追求的认知,绘画功能的言说,以及围绕学古与自创、绘画与诗歌、绘画与读书三对关系的解析.本事记录亦为李流芳画跋的鲜明特色.所记诸本事中,有许多关乎画家、求画者及藏画人之间的画缘轶事,揭示出中国传统绘画在画家与鉴藏者的互动中,在诗文书画合璧的文化格局中,有序传承,流披后世的基本样貌和内生动力.在李流芳的画、跋当中,还存在着题跋文字与画作时空交叠这一近世文人画的互文性特征,此项连同李流芳画跋的以上三大特色,集中反映出晚明文人兼具诗文作家、书画家等多重文化身份,以及书写文化与视觉文化在近世社会,特别是在当时的江南地域和文人阶层中不断互渗汇流的时代动向.     

浅析宋徽宗对宋代美术的影响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首次创设专门的绘画教育机构“画学”，并由宋徽宗亲自参与教学。宋徽宗注重表现绘画的意境与内涵，并创造了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使绘画由造型艺术逐步发展为具有诗情画意的综合性艺术。     

郭熙《林泉高致》中的易学思想和审美意象表现

郭熙的《林泉高致》不仅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有关山水画的技法,更蕴含着一种浓厚的《周易》意象思想,其有关山水审美观照、审美意象等问题,更是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郭熙在对山水自然的展现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对于技艺在绘画意境中的艺术表现及“心画”意象与聚气修养的思考探讨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他强调从真山真水中见出大象和真意,追求山水画的至高境界,其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他在中国山水画史上不可摇撼的地位.     

范扬散论

<正>我看范扬的山水画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他对传统绘画的"翻译",把传统文言翻译成白话是其对"传统"的一种自我诠释。范扬作品中,两分董其昌,三分黄宾虹,两分梵高,一分徐悲鸿(他曾说:我的画多多少少还有点徐悲鸿),剩下的便是范扬的潇洒自在。在范扬的画里,没有刻意追求诸如"图式"的时髦,这是范扬的聪明之处。从他的画里更进一步证实了"绘画没有新旧之分"。范扬的画,几棵     

“意”与“笔”的关系探究--对《历代名画记》绘画笔意论的阐释和补充

“意”与“笔”的关系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和绘画创作研究探讨的中心。从绘画创作的过程来看，张彦远所提出的“意在笔先”和“画尽意在”的命题，是对绘画创作过程之始、之终的概括和总结；除此之外，“意”与“笔”的关系贯穿于整个绘画创作的过程之中，即“意在笔中”，这是对绘画笔意论的补充和完善。     

浅析中国传统绘画白描在服装绘画中的应用

本文以中国传统绘画白描在服装绘画中的应用进行阐述,通过“线”这种服装画最基本的艺术表现语言,透析传统经典在当下绘画艺术中的意义。线条是绘画的基础手段,也是张扬个性的一种体现。在进行创作中,设计师需要以流畅、多变的白描线条来构成服装画面虚实空间、明暗对比,以达到完整实现自己构思意图的目的。因为任何艺术的创新和变化都离不开自身的本源,所以只有坚持传统才能使创新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陈洪绶绘画理论初探

时人称陈洪绶人物画“高古奇骇”，以“奇”“怪”来评价他的风格。但他的画不管从章法布局，人物造型，还是勾线设色，都可以找到严谨的法度．应该说他是一个古法相当严谨的人。因此他的画虽然怪诞，但怪得极有章法。他的绘画成就是在他独特的绘画理念下形成的，本文既是在分析陈洪绶个人经历和他诗文中找出他独特的绘画理论。     

董源和董其昌

董源,是中国绘画史上对元代绘画,继又对明清绘画乃至民国山水画有着深远影响的画家之一.明代晚期董其昌将董源推崇至山水画南宗的宗师地位.董源的山水画是文人山水画图式的来源,董源画中的点皴渲染等具有表现性的形式因素,得到后世文人画的继承和发展,为以写意、表现为特征的文人画提供了一个有力标杆.     

浅谈王原祁画学思想中的构图理论

“四王”在清初山水画坛占据主流地位，直接继承了明末董其昌衣钵。作为后二王之一的王原祁来讲，他不仅在艺术实践上具有较大成就，而且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通过对其《雨窗漫笔》中的构图理论的分析，阐明他在继承董其昌、王时敏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从《书百牛图后》看董逌的画论思想

董逌的《广川画跋》是一部以考据为主兼及议论的绘画品评著作。其中《书百牛图后》一跋,体现的是董逌论画重"理"而不拘"形",他不主张"以牛观牛"的观察视角,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他的其他相关跋文中。董逌论画重"理",也是宋代理学思想在画论领域的具体反映。     

簸箕画的艺术探索

簸箕画是在近十年来产生的一个新型画种,是民间艺术家在为簸箕进行装饰时发现的一个画法,在艺术效果上有很大的特色。簸箕画的特点是民族民间意识的展示,具有很好的韵味效果和独特的创意,它的出现是通过长期探索和融合民族民间的内涵里,簸箕画的发展仍然是以绘画形式为主,是非常具体的绘画法则,而且将在研究的方向更为宽广。     

且读“无形之文”——徐小斌《羽蛇》中画的象征隐喻探析

在徐小斌的《羽蛇》中，以语言文字描绘的一幅幅画面贯穿了整个文本。在有形的想象中，这些“画面”成为文本中的“无形之文”。这些画面由陆羽与陆绫所作的画组成，纵横交织，充满了现代主义绘画艺术的意味。它们是《羽蛇》的象征隐喻点，也是解读文本深层意蕴的语言符码。《羽蛇》中的画的隐喻意蕴体现为三个方面：女性自我性别的体认；男权框定的覆灭；相对融合中的绝对对立。     

浅析中国传统界画中的人文艺术内涵

界画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的一个特殊门类,界画不仅具有建筑艺术应有的科学理性,而且作为一种绘画门类,它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内涵,不仅表现出了一种迥异于文人写意风格的绘画审美特征,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与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古代人居环境,充分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由美好的建筑生态环境的向往。     

论元代"四君子"画的兴盛

元代的绘画中，“四君子”题材比较突出。中国文人受“比德”文化思想的影响，喜欢用梅兰竹菊寄托理想品格。据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元代画家一百七十余人，画水墨梅兰竹菊者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元代水墨“四君子”的兴盛原因有二：一是民族矛盾导致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文人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存在矛盾时，文人们寻求象征性艺术来表达创作意念；二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以书法入画技法促进了“四君子”的写意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