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术语翻译中的理据构建策略

文章旨在探究科技术语翻译中的理据构建问题,依据形义联想关系的差异,将术语划分为直接理据术语、间接理据术语和无理据术语三类。针对不同类别的术语,主张译者应该秉持译之有据的原则,在把握源语术语理据的基础上,结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习惯,综合使用直译、增译以及喻体部分保留、舍弃、置换等策略,增强所译科技术语的理据性。     

隐喻型冬奥体育术语的认知解析及跨语认知实现路径

基于北京冬奥组委冬奥术语平台V3版409条英文隐喻型冬奥体育术语,对隐喻型冬奥体育术语进行认知解析,构建其以隐喻映射为认知起点,意象图式为认知模式和概念整合为认知过程的认知图解。基于此图解对隐喻概念域的映射匹配,隐喻概念域的映射转移和隐喻概念域的映射缺失的三种隐喻跨语方式下的隐喻型冬奥体育术语的英汉跨语认知实现路径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考察,并对三条跨语认知实现路径分别对应的直译或音译、借译和描述性翻译术语翻译方法进行例析,为隐喻型冬奥体育术语翻译和冬奥语言服务提供参考。     

由认知域解读军事术语的语义翻译路径——以air的翻译为例

军语是表达军事概念的术语,军语的认知体系不同使得军语翻译难度很大。文章以《美国军事术语解读词典》中air术语群的翻译词条为语料,从认知语义学的视角探讨军语在认知基本域中的语义翻译路径及其理据。翻译军语时,译者需明确军语的空间域、动作域和战争域三个基本认知域内语义的不同特征,继而通过语义认知域路径识别、遵循认知域规范选词、结合军事知识结构确认等步骤进行翻译。     

非遗术语翻译的知识理据创新及其应用研究——以剪纸为例

非遗术语翻译是跨语表达非遗知识的重要实践形式。当前,国内以非遗概念为本位的翻译理据虽然积极促进了非遗译名的规范化实践,但就如何厘清非遗术语核心概念要素这一问题,还缺乏深入的路径反思。文章在评析概念理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非遗术语翻译的知识理据,即非遗知识具有层级性的特征,可从物质层、行为层和精神层予以划分,且隶属于不同知识层次的术语具有差异性概念特征。文章以剪纸术语系统及其翻译实践为例,论证了知识理据的应用有效性,即知识理据可指导译者在非遗知识体系的场域中明确对象术语的概念内涵与相应的翻译需求。     

隐喻思维与金融术语学习——一项基于证券投资术语的研究

隐喻性是词汇的一个显著特征,具有明显行业特征的金融术语也包含了大量隐喻。对于这些术语的认知隐喻分析,是对这些词汇承载的商务知识的形象理解过程,是加强记忆,培养创造性思维的一种方式。文章以金融术语为研究对象,分析金融行业的证券交易术语中的隐喻来分析认知隐喻发生机制,以此显示出隐喻认知观指导下的金融术语语义,并指出隐喻研究对于金融知识学习的实践指导意义。     

基于取象比类的五行-五脏术语英译研究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主要方法论之一,它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临床实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学理论中五行-五脏之间模式的构建正是基于取象比类的方法论。文章通过对取象比类进行系统阐释,结合现代概念隐喻翻译研究,对五行-五脏中术语的英译进行分析思考,旨在为中医术语隐喻翻译提供新思路。     

符号的片面化与术语翻译中的理据性问题

符号片面化是术语翻译构建术语理据的重要手段,译者通过符号对应建立起概念对应,用意义简写式引发认知主体对概念意义的感知,进而构建出术语理据。意义简写式既要凸显概念的本质特征,还需兼顾概念的系统性。在实践中还需避免符号的虚假对应问题。     

从理据象似性看隐喻性概念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探讨英汉概念隐喻的生成象似性理据,从而揭示概念隐喻的词义和认知发展的一致性。     

医学俄语隐喻术语的命名解析

根据隐喻映射的源域的语义范畴,通过语义分析确定隐喻术语命名的类型,将其系统化,并描述隐喻化的机制,研究医学俄语隐喻术语命名的本质、类型,并进行解析。俄语医学术语的隐喻命名具有理据性、主观性、体验性、社会性、文化性等特征,可划分为7种类型:人物隐喻、动物隐喻、植物隐喻、颜色隐喻、地理隐喻、神话隐喻、社会形态隐喻。     

认知术语学主要理论与术语生成——以新冠肺炎命名为例

认知术语学是认知语言学与传统术语学的整合,代表着术语学研究的最新方向。从认知术语学角度来看,术语不仅是专业信息的载体和存储形式,更是人们基于范畴化、概念化后认知加工的结果。认知术语学顺应了语言学从规定性、描述性到阐释性的发展路径,新冠肺炎的命名充分说明了认知语言学主流理论如概念隐喻理论、概念转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框架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在术语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术语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完美契合。     

从解构主义角度看不可通约性

解构主义者力挺发端于古代的怀疑论、近代的二元论和当代科学哲学中普遍流行的不可通约论;认为一切理论话语都是人为地使其具有某种结构、意义和本质,并不能完善地再现和把握现实,以至他们试图消解这样的本质结构;确信语言不是描述现实和经验的手段,只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现实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充分存在于概念中,以至我们既不能把自己所说写的东西呈现给别人,甚至也不能呈现给自己,因为我们反观内心时,仍需使用远离指谓对象的语言符号。为此德里达等人主张:一切文本都只具有意向性、互涉性和主观创造的意义。人们不仅对不同的理论很难进行通约,就是针对同一理论也很难进行比对。     

人类的终结及其延缓方式

由于地球生态环境的剧烈恶化，造成生物的多样性迅速减少，这使人类也面临着生存危机，而人类又在全力改造自身的营养和医疗水平等生存条件，使目前人类的生存环境达到了极其优越的程度，从而使自然选择对人类的作用松懈到了极点，导致人类出现了遗传病种类和患的数量剧增，生育能力下降，抗病机能骤减等多种不断退化的现象，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受到了严重威胁。并且这种现象正在日益加剧，却又无法逆转，使人类逐渐走向深渊。据此本作提出了人类的最终归宿是走向终结的观点，并阐述了通过应用环境生物技术改善地球环境、以人工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等对策，可以防止人类的退化，延缓人类的终结。     

论萨托利的消极技术民主观

萨托利的消极技术民主观源于对唯科学主义的警惕和戒惧。唯科学主义分为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具有导致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易损害民主信仰、民主程序和民主过程。捍卫民主必须回归其本源,重视科学反对唯科学主义、重视理性反对唯理性主义,设置技术与民主的边界,以政治平等原则抵制专家治国的越界。     

人工智能“合乎伦理设计”的理论探源

人工智能设计是为了满足设计主体的目的而制造人工物的过程,设计是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设计体现设计者的意愿,设计关注设计的目的、行为以及人工物的功能。与其他技术人工物不同,智能机器具有自身推理能力与自动决策功能,为了更好地设计人工智能客体,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功能,必须对其理论基础追踪溯源,对其理论来源与理论前提进行充分挖掘,才能保证人工智能设计在设计之初把人类规范与道德嵌入到智能机器中,才能规范智能机器的发展。     

论传染病的危害及我国的防治策略

传染病是致病性(微)生物在人与人、动物与人及动物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疾病,其流行既有隐蔽性又有突发性。不论急性还是慢性传染病都给人类健康带来极大灾难、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导致传染病发生的因素有多种,如不科学的生活、生产方式,自然环境的破坏,耐药微生物的不断增多等等。降低传染病危害的关键在于预防及整个社会协调一致的努力。每个社会公民都应该掌握预防传染病方面的基本知识并不断提高预防意识,各级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管理和预防措施,并加强对传染病和突发性疾病的研究投入和推广现有疫苗的使用等。本文旨在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主要传染病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做一系统的分析,并对传染病的防治提出建设性意见。     

园艺文化与自然破坏——鲍曼现代性反思的生态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梦想着把社会建造得像园林一样秩序井然,但由于这种秩序是人赋予自然的,所以它并不符合自然的本性,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自然的破坏。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不仅要容忍自然与人类设计之间的差异,而且要捍卫这种差异。     

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前景分析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有过辉煌时期,给当代中国哲学留下不可磨灭的光彩和绚丽。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后,似乎就显示出日渐萎缩和边缘化的迹象。造成这种趋向的因素很多。复兴自然辩证法势在必然:一是回归日常生活,二是抬升自然观的认识价值,三是丰富和开放辩证法内涵,四是加大与人本主义哲学以及其他相关应用学科的结合,以推动自然辩证法在未来的理论和创新实践中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从冲突到和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伦理重构

在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人机关系,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时代的人机关系。机器智能愈来愈逼近人类智能,甚至有超越人类智能的势头,人机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因受到人类理性的滥用、利益的零和博弈、智能机器的奴役,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异化的渗透,导致人机关系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明显,需要从技术文化哲学的视角辨别人机关系的伦理本质,以期从敢于批判与重塑现实、对人机伦理进行赋值、对非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在拥抱理性选择中坚守"帕累托最优法则"、以社会规范弥补伦理失范加固伦理根基、以文化和谐超越文化冲突等维度,对人机关系进行伦理解构与伦理重构,从而走向人机关系的和谐之境。     

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反省

汉语生命伦理学正在经历危机.生命伦理学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其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学科发展、学术行动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加之学科门类的顽固偏见,使其始终处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或政策边缘,始终处于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化的边缘.生命伦理学至今没有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科学的方法学训练机制,并由少数人操控学术体制使之成为学术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局部利益,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     

论环境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

环境哲学提出了若干颠覆性的命题，要求重新理解主体性以及主客体的关系，要求承认自然物的内在价值，要求消解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要求通过对自然的敬畏去体认人类的集体堕落。总之，要求现代哲学来一次根本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