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物感"说与西方近代"移情"说比较

中国古代的物感说和西方近代的移情说都探讨了艺创作中的主客关系及其美感源泉等问题。它们都表明人在观察外物时，设身处地，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物我同一的精神活动。但因二所产生的社会化传统不同，二有着明显的差别：一是审美产生的原因不同；二是主客体的关系不同。     

试论企业文化建设中"人"与"物"的辩证关系

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人”和“物”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属人方面和属物方面即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第二,以人为中心的重视人的管理思想和方式与以科学管理为中心的重视物的管理思想和方式;第三,企业管理中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即管人和管物。从这三个层次来看,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人”和“物”都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即它们是辩证统一的。有鉴于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要管“人”也要管“物”,以便更好地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紫式部《源氏物语》中的物哀观探微

在日本审美意识史上,“哀”由感悟兴叹逐渐转变为审美对象的“物哀”,对于其的研究最典型的研究成果均是以“哀”来代表“物哀”和“知物哀”,在紫式部《源氏物语》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感动的“哀”,到江户时代转变为审美对象的“物哀”概念,“物哀”中能够引起“哀”的对象排除掉了政治、说教在内的审美对象,是一种审美性感知,超越了道德的人性人情,本文主要研究紫式部《源氏物语》中的物哀观,希望能为相关人员带来一些帮助。     

论川端康成文学的"物哀"品格

“物哀”是日本文学、美学的传统理念,川端康成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川端的文学创作具有浓烈而独特的“物哀”品格,具体体现为:强调自然风物;侧重抒写恋情,哀的底蕴、美的追求;“知物哀”的圆融化境。     

拜"物"·恋"物"·迷"物"——上海女性作家的"物"叙述探析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物"叙述的缺席,更多强调文学的教化和教育功能.上海女性作家弥补了该文学叙述的空白,她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直截了当书写着对"物"的崇敬、迷恋和渴求,这不但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是人性的合理复苏.     

从海德格尔的“物”看里尔克的“物诗”

学术界一般认为，里尔克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主观表现的诗歌，中期的“物诗”，后期存在论意义的诗歌。值得注意的是，“物诗”中的“物”不在象征，也不在物的客观描绘，而是抵达物的本质。本文借鉴海德格尔对“物”的独特阐发，从物之为物、物与人、人之为人几个方面把握里尔克的“物诗”。     

对资本"物"的基础辨证

随着资本生产的发展,资本形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资本生产中的"物"似乎越来越显得无足轻 重。但是,无论如何,"物"在资本生产中的基础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其它任何形态的资本都以"物"为基础或以 "物"为最终归宿;资本生产的历史也是从"物"开始的,离开物而谈资本不仅是不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空洞无 物的资本生产是根本不存在的。重视物态资本在生产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是研究资本问题的逻辑起点,它不 应该被贬低而受到忽视。     

海德格尔对"物"的追问

海德格尔从寻找物、器具、作品的划分特点开始，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物的概念，转入追求物的真理，揭示出物即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的追问过程中，其思想重心经历了两次转向：不同于中期基于存在的历史的探讨，其早期立于世界维度，晚期立于语言维度探讨物性。通过对“物”的追问，海德格尔标示了其思想的现代性。     

从卡尔·马克思哲学的高度反思"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发展现和“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截然对立的。“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依赖于物”的“物化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拜物教唯物主义”,其现实危害相当严重。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灵魂。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是目的”、“人的本质”及“人的自由”等重要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最高原则,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理想。     

物感说的形成基础和发展轨迹

物感说又称感物说,最初是一种自然审美理论,解释人在自然审美中发生心理反应的原因。天人合一论是它的哲学基础。大量感物抒情的文艺作品和人们对创作的经验总结为物感说的形成提供了感性材料和理论支持。物感说真正进入诗学理论始于《乐记》,成熟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物感说的形成作一次较为详细的梳理。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网络成瘾”与信息“节食”

“互联网成瘾症”(IAD)在全球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当中迅速蔓延,社会危害性极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出发,介绍了网络成瘾的临床鉴定和基本类型,剖析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成因,建议网民们要解除网瘾,进行信息“节食”,最后对青少年沉缅于网络游戏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     

历史地解读"我们"与"自然"

"我们"与"自然"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里程:1)"我们"与"自然"的浑然.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带有朴素的和谐性质,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感性的和谐"状态之中.隐含有"自然性的人类中心"思想.2)"我们"与"自然"的分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带有改造、控制自然的性质,表现为"征服性的人类中心主义".3)"我们"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一种"理性的和谐".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带有创新的和谐性质,追求一种"共荣性的人类中心"价值观念,在此达到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所体现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