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孝子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孝子形象人数众多,他们的身份、经历各异,在作铝中展现的行孝方式和途径也不尽相同。蒲松龄塑造这些异类孝子形象,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孝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与他惩恶扬善、弘扬孝道的创作目的密切相关。     

唐僧形象新议

许多学者认为《西游记》中唐僧这一人物形象的光彩逐渐被他的三个徒弟所掩盖，尤其是孙悟空。胡光舟先生《吴承恩和西游记》中的一段话：他（唐僧）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听信谗言，是非不分，自私可鄙，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几乎是屡教不改，在取经集团中，他既不是精神力量，也不是实际的战斗者，竟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累赘，至于他在取经事业中的作用，说得不客气些，应当是个负数，他的眼泪多于行动，没有白龙马就寸步难行，没有孙悟空将万劫不复。如果一定要说唐僧也有作用，那么，他的作用是一个傀儡、一尊偶像、一块招牌，只因他是如来的犯错误的大弟子金蝉子转世，要靠他这块招牌才能取到经。正如沙和尚所说：“世上只有唐僧取经，自来没有个孙行者取经之说”仅仅把唐僧这一人物存在的意义归于是一种取经的代表符号，     

慕也悠悠惧也切切--女权主义关照下的狐形象探析

从女权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狐形象是男权文化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妇女被压迫被歧视的事实在文本中的体现,也是男性梦想与恐惧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先知与士大夫的形象之比较

分析了《旧约.耶利米哀歌》及忧国忧民的"流泪先知"耶利米,认为先知的形象和先知的眼泪这两方面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形象之间具有可比性。中国先秦时代士大夫的代表是屈原,其形象与耶利米之间有许多交互叠合的地方,亦有差异。先知与大夫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时代革命的先驱,他们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对先知形象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爱国主义的弘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西方人眼中的完美中国形象——以东方主义视角评《消失的地平线》

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在西方曾轰动一时,他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世外桃园般的中国.试图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文本解读,分析该文本中对中国描述的神秘化色彩,指出西方关于中国的一些认识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说明其所构造的中国形象是异化的"他者"形象,是对中国神秘化、专制性和欲望化的表现.     

新世纪文化创新与大国形象确立

文化创新遭遇的一个强敌就是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这是对内而言;对外而言,中国文化形象模糊不清.内部的虚空与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外部的蒸蒸朝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其契机就是太空文明、也就是时间空间本体论.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好与太空文明同步,新的文明时代将是一个后传统的时代,传统文化的精髓依然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精神作用.太空文明开拓了崭新的人类经验,将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触媒.随着文化世界观的逐步拓展,中国的文化创新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从体系创新、范畴创新、艺术创新,到文学创新.中国文学批评是文化创新的窗口但问题很多(殖民化、肤浅化、炒作化是其主要弊端).有必要进行文化清理和思想重建,以引发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之建构和中国形象之重塑革新生机.     

由唐僧和西梁女王的对比看作者情色问题的矛盾态度——以《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为文本细读

唐僧是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与孙悟空和猪八戒相比，他的研究却远远薄弱得多。专门研究唐僧的论文极少．由于角色和作者塑造人物的需要，唐僧的形象无疑不够丰满，我们在他身上甚至看不到多少佛教徒以外的特征。现以《西游记》第五十四回《法性西来逢女国心猿定计脱烟花》中唐僧和西梁女王的对比看作者情色问题的矛盾态度。     

利玛窦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

论文作者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原理和方法，如“套语”、“自我”与“他者”等，通过文本材料的考辩与分析，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考察作为形象的制造者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如何认识和看待佛教的以及他与中国佛教关系，探讨“蜕化为国有”的中国佛教与作为“他者”的基督教在流传中国的过程中的异同规律。     

刘备"仁君"形象的构建与消解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宽仁、长厚、谦卑、柔顺的仁君.这一形象特征的构建与中国古代小说书写社会人生的创作模式、善善恶恶的审美特质、对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认同与接收密切相关.同时,这一形象在乱世中求生存自保的策略、作为弱者求发展的手段以及时隐时现的图王之志无疑对其仁德的品性起到了消解作用.刘备仁君形象构建与消解的辨证过程使这一形象蕴含了丰厚的文化意蕴,同时,也更具审美意义.     

试论我国古代的"天帝"形象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至上神崇拜,文字出现前其名字无考,商称帝,西周时期称天,东周时期太一和帝俊混称,两汉时期多称为太一。蹲踞姿态和揽撮阴阳是其形象的基本特征。他的形象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 300年~4 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经商周而抵两汉,演变序列清晰。这种变化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变化的反映。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网络成瘾”与信息“节食”

“互联网成瘾症”(IAD)在全球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当中迅速蔓延,社会危害性极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出发,介绍了网络成瘾的临床鉴定和基本类型,剖析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成因,建议网民们要解除网瘾,进行信息“节食”,最后对青少年沉缅于网络游戏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