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说”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个性三种社会形态。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说”在当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解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关系看作是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源，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人的发展创造了制度条件，江泽民在前人基础上第一次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并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的三个维度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一是实践维度,它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即不是单纯源于人的观念,也不是单纯源于客观世界,而是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实质是自主地、"无障碍"地进行实践;二是社会历史维度,自由的实现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解放是同步的,经历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三个阶段;三是中国现实维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初步实现了政治自由。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富起来,走出了物质贫乏的困境,初步实现了经济自由。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在强起来,中国人民正在实现更全面更深入的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     

从卡尔·马克思哲学的高度反思"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发展现和“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截然对立的。“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依赖于物”的“物化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拜物教唯物主义”,其现实危害相当严重。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灵魂。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是目的”、“人的本质”及“人的自由”等重要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最高原则,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理想。     

"人的发展三阶段论"的深层读解

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视阈对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三阶段论”作一全新读解,并对每一阶段人的特性进行特定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研究人的发展甚至是人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也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平台,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过大胆的设想和可贵的探索。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误。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在总结国内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探索和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和谐思想解读

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和谐思想进行解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和谐思想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人与人和谐的思想;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和谐发展的思想。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社会和谐思想的探索主要有:协调城乡发展与推动工农关系和谐的思想;建构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的思想;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和谐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协调发展思想探析

社会协调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中人的发展是社会协调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最高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及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协调发展思想。     

解读"两个第一要务"加快现代化进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成果。“两个第一要务”使这一成果更具操作性和时代气息，回应了发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和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的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存在“三个形态”理论。深刻认识“两个第一要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网络成瘾”与信息“节食”

“互联网成瘾症”(IAD)在全球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当中迅速蔓延,社会危害性极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出发,介绍了网络成瘾的临床鉴定和基本类型,剖析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成因,建议网民们要解除网瘾,进行信息“节食”,最后对青少年沉缅于网络游戏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