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连宣抚司法规》赋予拾得者权利的合理性——傣族习惯法研究之一

《孟连宣抚司法规》规定了拾得者一定的义务,同时也规定了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还规定了一定条件下可以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这些规定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的规定很不相同。《孟连宣抚司法规》的规定更为合理,既符合伦理学原理,也符合经济学原理;同时,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赋予拾得者这些权利也更加合理。     

论我国的遗失物拾得制度

遗失物拾得制度不是物权法的基础性制度,但是在社会实践中具有普通性,对其进行研究对司法实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我国《物权法》将遗失物拾得作为所有权的一种特别取得方法予以了具体规定,补充、完善了《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的相关规定,形成了我国的遗失物拾得制度。本文将以《物权法》为基础,从遗失物的定义、拾得的涵义、遗失物的所有权归属以及拾得遗失物的法律效果等方面一一进行分析和探讨。     

遗失物拾得人权利义务的失衡与矫正

我国现有的拾得遗失物制度过分加重了拾得人的义务，而忽视了对拾得人权利的规定，由此造成拾得人权利义务极度失衡的局面。笔者认为未来完善拾得遗失物制度时，应划清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增加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和取得权等权利，平衡拾得人与遗失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浅论《物权法》不足——拾得遗失物所有权取得制度

拾得遗失物制度是民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拾得遗失物看似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但有关遗失物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在法学界始终存在争议。不同国家对拾得遗失物所有权归属的规定也有所不同,我国《物权法》对于拾得遗失物所有权归属上的无偿归还制度规定比较僵化,为了实现财产的最大利用,权衡利益,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物权法》应完善拾得遗失物所有权取得问题。     

浅析遗失物拾得人的权利

遗失物拾得是物权法中的一个具体制度,我国现行立法对遗失人的权利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却忽视了对拾得人权利的保护。但伦理学上的性恶论以及经济学的分析却使赋予拾得人权利获得了合理性。结合各国实践,建议我国立法可以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留置权以及在一定情况下取得拾得物所有权的权利。     

论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

关于遗失物拾得人是否应该享有报酬请求权,国外立法和学界皆存有争议。有别于一些国外的立法,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拾得人法定报酬请求权,《物权法》仅规定拾得人享有约定报酬请求权。这一规定不仅有其理论渊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符合现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情和法治理念。     

遗失物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评物权法第112、113条

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权法虽然对遗失物制度的规定比民法通则有一定进步,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遗失物拾得人的义务方面,主要有告知义务、报告及交存义务、保管义务、和返还义务,我国遗失物拾得人的义务与其他国家比较,区别不大,遗失物拾得人的权利方面,与其他国家比较,差别较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必须对我国遗失物拾得人的权利进行了重构,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和拾得人有条件地取得遗失物所有权制度,这样才能制定出比较完善的遗失物制度.     

遗失物拾得行为的相关民事问题

我国《物权法》对于遗失物权属的规定过于概括,导致法律实践中处理此等问题的无措,甚至出现民刑不分的差异.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对遗失物拾得问题的法律关系认识不清,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不够平衡所致.遗失物拾得问题应该是一个民法问题,涉及物权和债权的法律关系.分析和处理好这两种关系有利于法律实践中解决好因遗失物而发生的纠纷.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实践与完善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受害人对他人的侵害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2001年的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规定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该项权利,同时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受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差异,导致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受害人在实践无法得到应有的赔偿,与法律规定形成一种冲突,成为我国现代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明显缺憾。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应当存在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可行的。笔者就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论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紧迫性

《注册会计师法》自1994年施行以来，国家制定或修改了《行政许可法》、《合伙企业法》等多部相关法律，同时注册会计师行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注册会计师法》的一些内容已明显落后于实践，并且与这些新法律有多处冲突。财政部为管理注册会计师行业制定的规章和文件，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弥补了《注册会计师法》的遗缺，但其中的一些规定却涉嫌越权、侵权。为了维护注册会计师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应该认可合理的审计理念和执业权利。所有这些都表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已是迫在眉睫了。     

试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是世界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其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直接影响着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关乎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的均衡协调。《罗马规约》对于管辖权补充性原则进行了多层次的规定和要求，但同时也存在有关非缔约国主权、案件不可受理性和“一罪不二审”的例外与冲突。对于检察官重复启动调查、起诉程序以及修改、追加指控或代之以较严重的指控的权力，应当实施限制次数和间隔时间的制约措施。     

论实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程序的完善

我国《海商法》规定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但实现该权利的相关程序规定不够完善,责任限制基金的司法功能无法得到全面运用,应当正确认识责任限制权利与责任限制基金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以此为基础,完善实现责任限制权利的程序.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认定标准之重构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首次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司法解散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我国配套措施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适用它将需要更大的成本。要达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积极作用,必须明确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认定标准,即不符合股东合理预期和百分之十以上股东同意等认定标准。     

美国刑事程序正义的宪法保障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宪法基本上不涉及刑事诉讼的审判原则、审判制度、审判方式等。这些规定都是由其它基本法律加以明确。相反,如果以此来类推美国刑事司法概况,则是大错特错。具体说就是美国刑事诉讼法,它是将一些关系到人身权利和自由的行为规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从而保障刑事程序的正义得到实现。被告的权利主要来自于《权利法案》,正当程序,宪法第四修正案中平等保护条款。     

《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中司法赔偿程序的创新与局限性研究

《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对司法赔偿程序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改革，包括取消确认程序，规定签收制度、一次性告知及补正等程序性权利和义务，首倡司法赔偿协商，明确审理期限，畅通申诉程序，统一赔偿金支付程序等，这都集中彰显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受制于原条文的束缚，或者是司法实践对立法的推动还不够强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在先行处理程序、复议前置程序、法院审查方式和追偿等程序方面的规定则存在一定的缺憾与局限，应当立足于司法实践，从程序的正当性人手，以公正、公开、高效、便民、具有可操作性等原则为指导，进一步进行完善。     

浅议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变更权

行政审判随着《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将会不断地走向法制化,然而《行政诉讼法》对法院的司法变更权却是限制性规定,使行政审判不能很好地符合法制化要求.本文从引起行政诉讼的原因推出合法性审查原则及审判实践中限制司法变更权的不足、反驳限制及取消司法变更权、规定完全司法变更权的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在行政审判中,人民法院应享有完全的司法变更权.     

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与国家主权一直是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规定与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存在矛盾。本文在分析《罗马规约》的规定与国际法理论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主权,但它们在总体上是相客的。     

论悬赏广告的性质

悬赏广告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然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分析悬赏广告的内在性质,认为司法实践中将拾得遗失物法律规范与悬赏广告对立起来,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和社会实践情况的。轻易否认悬赏广告的效力,无疑否认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流转的正常秩序。法律应时而生,我国对悬赏广告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已是当务之急。     

物权法语境下城市私房拆迁民事纠纷的审判难点及对策

根据物权法,城市私房拆迁本质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财产的征收,物权法强调了拆迁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及依据合法的权限和程序,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调整下的拆迁民事法律关系出现了一些无法律明文规定的纠纷,司法实践中处理这些纠纷根据权力、权利和利益平衡的原则加以处理。本文沿顺这些纠纷,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相比照,反映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私权保护上的薄弱。基于权利在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权利与法律有效性的关系上,必须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强调对被拆迁人私权的保护。     

论权利监督与司法公正——对司法公正与司法监督的一些思考

我国宪法第 41条规定了公民享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民法通则》第 1 2 1条规定了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 ,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 ,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享有控告权和索赔权 ,实行权利监督。上述根本大法和基本法律的规定 ,是公民、法人对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行权利监督的法律依据 ,因此 ,实行权利监督的权利是宪法权利。文章针对目前权利监督严重弱化、甚至虚化的事实提出了应当强化和实化权利监督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