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解答及理论启示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本文就是运用了大量历史事实和范例,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理论探究和分析。这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使我国早日重归世界科技的前沿,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雪中送炭"到"架设桥梁"——竺可桢20世纪40年代日记中的李约瑟

主要依据新近公开的竺可桢日记中的第一手资料,对20世纪40年代竺可桢与李约瑟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文献考证表明:自1930年,竺可桢开始长期关注"中国科学何以不发达",即"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实验科学"问题;在40年代的竺可桢日记里,详细记录了竺可桢与李约瑟会面的时间等情形;李约瑟在来抗战时期中国"雪中送炭"之前即已经大致形成"李约瑟难题"的雏形,竺可桢等一批中国学者对"中国何以无科学"问题的争论促使了"李约瑟难题"的成形;50年代初,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计划,实际上推动了竺可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     

"李约瑟难题"求解

“李约瑟难题”同时叩问了东西方文明,它没有标准答案,却有学术价值.“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对诊断“中国学习者悖论”也有所裨益.从哲学、社会制度、科技和教育4个角度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离、长期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科技领域轻视理论研究、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没落等是“李约瑟难题”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看“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他撰写的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传统与成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李约瑟博士提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也有称之为"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难题的。     

关于"李约瑟问题"与"诺贝尔现象"的思考

一、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上个世纪 ,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在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４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科学和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但在近三四百年中 ,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能够孕育出近代科学和技术？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于西方的？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围绕“李约瑟问题” ,中外学者不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科学和技术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而且更多地讨论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和局限。这些讨论对于中国科…     

从"李约瑟难题"到席文的中国17世纪科学革命说

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系统考察，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席文解答的分析，指出李约瑟难题所依存的观念语境依然是科学西方主义，只不过是温和的科学西方主义，在席文的中国17世纪科学革命说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科学革命的内涵、特点及意义进行了探讨。     

"李约瑟难题"新解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李约瑟问题":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只是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文章在借鉴前人学说观点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席文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反对用欧洲早期科学和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试图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以一种全局的人类学家的眼光来对"李约瑟问题"进行解答。     

近代科学起飞的制度之翼——《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启示录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疑问,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陈立教授关于《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一文的复函

1944年7月陈立发表《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该文早于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难题"的最早论述(1944年10月)。竺可桢在1946年发表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引用了陈立文章的结论。许康于2000年年初函询陈立,请教其写作背景。陈立当即复函。2001年5月,陈立又在《我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回顾》中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陈立的复函和相关自述,对研究"李约瑟难题"的发生发展,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基于科学本质的“李约瑟难题”破解研究

本文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研究,总结西方科学和中国科学的本质和特点,在相同的科学含义基础上,对中西方科学进行了比较。由于文化基因的不同,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科学,“李约瑟难题”命题的前提不成立,命题结论存在矛盾。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