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的终结——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世界

现代技术遮蔽了生活世界中其他维度的生存空间,塑造着伦理情景的格局。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生存的时空秩序;数字技术颠覆了信息传播模式。伦理情景的确定性消解,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其新的重要特征。主体是确定的,与之相对的客体是匿名的、未知的。技术所造成的这种伦理情景是现代主体无法逃避的。随着伦理客体的隐匿未知,主体的义务、责任、权利甚至自由的基本内涵变得不确定。大数据为伦理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确定性的终结。     

应然与实然: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治理能力提升

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引发重重的伦理风险。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属性,技术主体的文化选择作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关键,要求利用文化调控技术伦理风险。通过对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消解与文化治理能力提升从应然到实然的系统剖析,探求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以此来规约和消解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实现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的伦理评估与规制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在隐私、数字身份、安全和公平方面存在伦理风险.对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进行伦理评估需要建立以评估主体、客体和对象为主线的评估框架,确定评估结果要基于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是否存在违背特定伦理原则、技术应用人员是否遵守相关职业道德、技术应用过程中是否切实保护用户权利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应以群体...     

从技术人性化看社交媒体的伦理意蕴——以低成本电影的社交媒体宣发为例

按照技术负载价值的技术设计方法论学理,从社交媒体的技术设计意向结构与价值取向的交互过程出发来看,社交媒体的技术功能先在地根据自由意志互动价值需求而设计出来,走向技术人性化的技术路线实践程式,并由于自由意志互动遵循理性认知规范下的公共交往规则,形成了以责任的理性思考来实现社交媒体用户构建公共话题的局面,使得社交媒体用户具有了基于理性的公开运用的共同体归属感,规制了体现主体间性的责任伦理作为社交媒体伦理规约的成型。低成本电影的社交媒体宣发充分展现了责任伦理的现实形态,即在理性情感规约下社交媒体的大众传播情形,成为合适的案例说明。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计算机伦理建构的道德运气问题及主体责任

基于计算机技术发展特点揭示计算机技术与计算机行为主体本质上的同一性,以道德真空作为切入点分析计算机技术与道德运气的关联,明确现代计算机伦理建构的道德运气问题及主体责任。在计算机伦理建构中道德运气对计算机行为主体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专业指向性,所形成的计算机研发与应用主体道德异化,构成计算机伦理建构的主客两难现象。从计算机主体道德行为视角探究计算机伦理建构之不可控因素、需要规避消解的主客两难问题、计算机主体应有的道德自律和法律规约等,是当下计算机伦理建构不可或缺的内容。     

论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意见指导下，针对知情同意失效、去匿名化以及群体隐私侵权所带来的三种处于立法保护空白状态的信息隐私伦理风险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有限认知、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片面价值观相结合是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两方面成因”这一观点，之后，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两项能够从源头予以治理的制度保障措施，即个人信息保护基金制度和隐私保护设计及其制度保障措施。     

生命伦理评价中的方法论问题探讨

分别从生命伦理评价的主体、评价的客体和内容、评价的依据以及评价的标准几个方面做方法论探讨。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某些一致意见，是生命伦理评价中达成统一认识的必要条件。     

从技术伦理视角审视人机聊天

人与计算机聊天是对人与人聊天的形式化描述,形成的是.主体一客体"结构;这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不能满足成功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要求,将会引发诸如造成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对人的情感产生负面影响、使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面临新的挑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等伦理风险,这就需要从社会伦理、商业伦理和青少年伦理等多方面建构聊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便引领这一技术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人工智能:不确定的自主性知识创造

人工智能依靠自主创造知识对社会的结构性嵌入,打破了社会系统原有的均衡,动摇了人在知识创造中的主体地位。随着人对智能技术依赖的日益加剧,人-机的主奴辩证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不确定性风险正在逼近。人在智能时代所遭遇的自由危机将削弱自我的知识创造力,面临自我消解的威胁。重构人的主体地位,为技术注入充满人文关怀的伦理规约,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必然选择。     

西方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

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及路径转换现象。文章从技术哲学研究中的流派、伦理转向和经验转向等方面梳理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认为这对于从总体上把握技术哲学发展的脉络、洞察技术哲学研究的概貌、探询技术哲学研究的新动向以及技术哲学家们的思维触角等是有益的,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技术哲学研究的前沿、明确技术哲学研究对象与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反灭绝生物技术的伦理反思及立法应对

反灭绝生物技术是运用核转移克隆、基因编辑等技术复活灭绝动物的一类现代生物技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及获取遗传资源的需求下,这一技术发展迅速.然而,反灭绝生物技术具有目的 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其具有法律正当性,而法律正当性依赖于伦理正当性,故需对这类技术行为设定伦理边界,对复活对象和技术类型进行严格限制.同时,有必要明确责任归属...     

拟真世界与客体策略——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及启示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决定论,他构建了一个由模型、符码所生成的拟真世界,在那里DNA和0/1数字具有了本体论意义。在高科技的世界里,主体失去了丰富而多样的存在,成为技术的创造物和附属物。伴随着主体衰落而产生的是客体的兴盛与强大,客体世界开始控制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的运行。鲍德里亚由此提出一种消极的宿命论,即客体系统自身发展到完美、极致,并在顶点上自动内爆、反转。鲍德里亚的理论对于我们反思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技术危机、对于重新考量人与自然、技术之间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发展伦理学中伦理主体的拓展

发展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发展伦理学在历时性时间视野中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一种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的发展伦理学原理应该视"历时性时间视野"为第一条件,而"人是有理性存在者"为其存在论基础.     

发展伦理学视角的传统技术观批判

目前,技术哲学关于技术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体现了不同层面上对技术观的反思.从根本上说,技术观的反思和批判应该遵循发展伦理学的解释原则,因为发展伦理学的尺度才是技术观批判的应有的尺度,也是解决技术如何发展问题的根本尺度.     

技术嵌入与制度吸纳:提高政府技术治理绩效的运作逻辑

目前学界对技术治理研究的框架主要有技术赋权与技术监管、技术生产与技术约束。然而这两种研究视角都将技术治理的治理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从技术治理的制度层面展开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反思当前我国技术治理绩效提高仍停留于表层的技术手段升级改造,忽略了制度支持在技术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事实出发,进而提出一种新的提高政府技术治理绩效路径:技术嵌入与制度吸纳,并分析这一新路径内在逻辑的合理性。最后得出技术治理需要注重技术与制度的动态平衡,促进二者之间的共生发展的结论。     

论科技伦理评估的理论基础及评估标准

科技评估可分为效果评估和伦理评估,两者是科技评估的事实和价值二维。"显见义务论"可以作为科技伦理评估的理论基础。评估标准是科技伦理评估的核心,应通过科技活动中的法律权利来选定"显见"的科技伦理原则作为科技伦理评估的评估标准。     

人类利用药物增强的伦理考量

本文在探讨当代高新科学技术下人类增强的三种明显特征的基础上,考量了人类药物增强对人的健康和安全、自主与尊严以及社会的公平竞争制度、社会稳定等可能的伦理社会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人类药物增强在技术上、伦理上以及法律上的可行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