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为整合与完善新兴技术治理研究,提出新兴技术治理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梳理分析国内外研究基础上,从新兴技术治理研究现状、多元主体导向新兴技术治理研究现状、多元主体导向新兴技术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研究现状三个方面,讨论新兴技术治理的发展趋势以及提出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思考。     

有限技术治理的理论建构与时代意蕴

技术治理在当今社会中无处不在,智能革命更是将之推进到智能治理的新阶段。在基本理念层面,有限技术治理信奉科技谦逊主义,坚持有限工具原则,主张渐进工程方法,赞同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在主要措施层面,有限技术治理防范伪技术治理,控制反治理现象,完善再治理制度。有限技术治理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结合中国传统与国情,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具有很强的时代意蕴。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试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各方面影响 ,指出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框架 ,对企业的技术活动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对这种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不足 ,正是导致我国国企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绩效的原因之一。只有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 ,并将对其的变革纳入与技术创新协调进行的轨道 ,才能推动技术创新 ,进而推进国企改革进程和企业绩效的提高。     

基于技术能力之上的技术追赶战略动态模式

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在技术追赶中应该如何行动,这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为此,本文从技术能力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追赶战略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结论为:为了提高技术追赶的绩效,在技术追赶过程中,追赶者必须努力保持技术能力和追赶战略之间的动态平衡性,当技术能力较弱时,技术追赶战略应该倾向于选择成熟并且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产品,通过技术许可,采用路径依从型的技术发展路线开始技术追赶.当技术能力得到提升,特别地,当技术能力较强时,技术追赶战略则应倾向于采用自主研发,开辟新的技术路径,发展新兴和技术密集型技术和产品进行技术追赶.     

技术治理与制度道德

技术治理失灵问题的回应需要关注行政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关系,技术和治理的伦理体现为社会道德和制度秩序,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公共价值,以此构成技术治理合理性的基本条件,同时指导技术治理寻求秩序与道德的共同体——制度道德。制度道德为技术治理提供合理性来源和行为原则,也提供了技术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嵌入"和社会治理"再治理"两种方式。由此,技术治理的内在困境得以解释,责任伦理得以澄清,发展路径得以明确。     

西方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

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及路径转换现象。文章从技术哲学研究中的流派、伦理转向和经验转向等方面梳理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认为这对于从总体上把握技术哲学发展的脉络、洞察技术哲学研究的概貌、探询技术哲学研究的新动向以及技术哲学家们的思维触角等是有益的,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技术哲学研究的前沿、明确技术哲学研究对象与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     

论环境社会技术的"绿色编码"问题

环境社会技术对自然技术的生成具有重要的“绿色编码”作用。主体之“要”与客体之“是”构成了“绿色编码”何以可能的理据；强制、商谈、博弈及其“语言转换”构成了“绿色编码”的主要路径；目标、设计、试验及其“绿色嵌入”构成了“绿色编码”的一般机理。上述研究，对于“恰当设计”环境社会技术、合理建构其与自然技术的互动模式、提高环境绩效等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技术与组织适应性的信息技术绩效模型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国外有关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模型,从使用者、采用过程和组织三个层面研究信息技术所产生的绩效.在模型回顾与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信息技术采用的综合视角:即在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提高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的关键在于注重提高技术与企业组织复杂系统之间的适应性.     

西方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

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及路径转换现象。文章从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传统、形态、流派、时代烙印、技术发展理论、伦理转向和经验转向等方面梳理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认为这对于从总体上把握技术哲学发展的脉络、洞察技术哲学研究的概貌、探询技术哲学研究的新动向以及技术哲学家们的思维触角等是有益的,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技术哲学研究的前沿,明确技术哲学研究对象与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     

基于科技产出的纳滤膜技术国际比较研究

纳滤膜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膜分离技术，已经在水处理和过程分离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成为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专项技术。本研究以SCI讲论文和专利这两种重要的科技产出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主要研究了纳滤膜技术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发展情况，并通过国际对比，研究了我国在该项技术领域的发展特点，研究结果可为相关的科技发展规划提供政策支撑。     

论技术的三种形态及其演化

在技术的历时性演化过程中,存在着三种不同形态的技术,即技术发明、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从形态构成上看,在共时性层面,每一种形态的技术都包含着三种构成要素,即实体性技术、规范性技术和过程性技术。把技术的历时性演化与技术的共时性构成统一起来看,由技术发明到生产技术的演化,包含着实体性技术由原型转变为产品,规范性技术走向成熟、完善和体系化,过程性技术的作用“场景”转变;产业技术作为技术的终极形态,由生产技术演化而来,必须经过系统整合、经济核算和制度规约。     

旧技术衰亡问题探析

在剖析技术构成要素及其演进的基础上,概述了新技术成长的两个阶段和特点,揭示了旧技术衰亡的条件与轨迹,最后探讨了旧技术衰亡的微观机理以及技术考古的基础地位等问题。笔者认为,不了解旧技术衰亡就不能深刻地领会技术创新;旧技术的衰亡是技术进步过程的另一个侧面,应当纳入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     

技术自然主义:老子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老子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并以自然主义反思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发展,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技术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称为技术自然主义。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以"道法自然"为作为技术合法性的形上依据,以"大道废"作为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以"复归于朴"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性路径,以"小国寡民"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想国。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实质是要以"道"的自然性规范技术的发展,以道驭技,建构技术价值与技术规律相统一的技术发展道路,反对技术的滥用。老子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为技术发展寻求了理性的发展路径,指明了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技术的本质、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当代的技术研究、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的伦理评估与规制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在隐私、数字身份、安全和公平方面存在伦理风险.对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进行伦理评估需要建立以评估主体、客体和对象为主线的评估框架,确定评估结果要基于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是否存在违背特定伦理原则、技术应用人员是否遵守相关职业道德、技术应用过程中是否切实保护用户权利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应以群体...     

参差赋权: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险有赖于技术生产部门的自觉调整、社会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制共同作用。     

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多层次治理——苏格兰的经验与启示

多层次区域边界、差别的制度和多元政策主体使区域科技创新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通过解析苏格兰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多层次治理模型及运行机制,分析在功能、部门和层次三个维度的框架中政策网络的整合过程,为区域性科技创新治理系统的网络治理及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借鉴。     

技术思考的主要维度:技术、自然、社会、人

现代技术以其无孔不入的渗透性,塑造并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于技术的思考与认知,也从近代以前的边缘状态转向认知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事业。而且,当前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无法回避对技术的思考。围绕技术进行思考的维度主要有技术、自然、社会和人。这四个方面构成技术思考的主要框架并有机联系在一起,每个方面又充斥着各种已经被思考、需要再思考和需要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从而构成技术思考的图景。技术思考的最终归宿是获得人之为人的真实存在。     

经验转向后的荷兰技术哲学:特文特模式及其后现象学纲领

荷兰技术哲学追从经验转向范式,在后现象学分析框架下形成的特文特模式具有描述性维度与规范性维度,通过双重聚焦技术价值的伦理和非伦理部分,提供了一种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并且,经验转向在特文特模式的后现象学纲领下引入文化元素,将推动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     

哈贝马斯对技术解放潜力的阐释

当代西方发达社会,技术作用发生变化,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哈贝马斯用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范畴对此现象作出阐释,认为西方发达社会技术作用的变化,是与目的理性活动系统和制度框架这两个社会的不同层面的合理化的消长进退相关的,技术解放潜力实现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合理化,消除两者的混淆,完善和改进制度框架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