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的终结——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世界

现代技术遮蔽了生活世界中其他维度的生存空间,塑造着伦理情景的格局。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生存的时空秩序;数字技术颠覆了信息传播模式。伦理情景的确定性消解,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其新的重要特征。主体是确定的,与之相对的客体是匿名的、未知的。技术所造成的这种伦理情景是现代主体无法逃避的。随着伦理客体的隐匿未知,主体的义务、责任、权利甚至自由的基本内涵变得不确定。大数据为伦理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确定性的终结。     

赛博与后人类主义

起源于控制论的"赛博"受到生物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人们对"人类日益技术化"和"技术物日益人格化"高科技现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使我们进入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科学观试图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范畴,并建立一个所有"中心主义"都崩塌的赛博世界:赛博是主客体共同建构的产物,并由此走向一种新本体论——我们在建构世界的同时,世界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建构着我们,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共同演化的过程。     

论技术主体的社会建构

技术主体是与作为客体的技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并以对方的存在为存在基础的一对哲学范畴.技术主体是在技术产生、发展、应用和完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角色.技术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展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通过与人和社会的互动,社会地建构了技术,同时人也在根据由自身推动的技术发展的进程和模式塑造和建构着人类自身,并被多种社会因子所建构.这种建构从本质上表现为历史性、社会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评析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基于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批判而提出的,认为应当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功能,并通过法国社会的巴斯德化等经验研究把科学知识看作异质型行动者网络借助转译机制进行建构的结果或产物。这一理论在哲学意义上显然消解了传统的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二分法,走向了一种科学实践研究的整体论进路,为人们揭示知识与社会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     

网络主体的理性解读

网络的社会本质为网络经济、网络文化和网络社会；心理分析学派认为网络是网络主体的一种工具和介质；后现代主义认为网络主体是一种可以自主界定自己的客体；社会批判理论认为网络主体的虚拟性、平等性和多维性是对现实的抗议和悖反；基于现象学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在网络社会中，网络主体实际是从主客关系到关系实在论的转向，网络主体是一种主观自然，体现为对异己心灵和异己我的移情的体验，网络体现主体间性。     

简论认识活动的信息中介

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被规定,始干申农的信息论。其它领域所说的信息,都或多或少可以看成是把信息论引伸的结果。在认识活动中,客体本身并没有直接进入主体,主体从客体得到的是信息。主体对信息加工整理,获得经验的或理论的认识,才在思想上掌握了客体。本文采用和通讯中的信息相比较的方法,研究认识活动中信息中介的本质特征,研究信息范畴的认识论意义。     

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

《科学技术发展定律》之第一定律是在拙著《同一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惠威尔、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夏皮尔、劳丹及国内科学哲学界时贤的科学发展理论提炼出来的。它的定义是：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绝对难度越来越大,相对难度越来越小,成果水平越来越高,成果时距越来越短。公式为(式中,Q为科技成果,p为成果水平,s为成果时距,n为绝对难度,m为相对难度,k为科技发展系数且k>0),图线为单调增曲线,其拟真图呈阶梯形。科学技术发展第一定律有两个支柱,一为“科学活动说”,一为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什么是难度,什么是绝对难度,什么又是相对难度呢？难度难度在传统科学发展经典中是一个盲区,没有现成的定义,但它普遍存在于人的实践和感性体验中。我以为科学技术发展研究缺乏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至今没有将“难度”抽象为一个学术术语,使它一直自发地阻碍着人的科学技术活动。所谓难度,就是客体阻碍主体认识和实践的阻力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技术面对的与其说是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毋宁说是阻碍主体认识和实践的难度。因此,科学研究和技术操作的任务,虽然从最终意义上是为了认识客体的规律和改变客体的现有形态,但最切近的任务则是克服笼罩在它上面的难度。难度排除一层,人对客体就认识一层,技术操作就顺利一层;难度排除得越彻底,人对客体的认识就越准确,越深刻,技术操作就越顺利。难度一词仅针对活动和行为,对于“物”是谈不上难度的。科学技术的难度实际是科学发现的难度和技术发明的难度。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两个概念是科学技术发展第一定律中两个最关键的概念。没有这两个概念,这个定律就不可能发现,也不可能证明。因此,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第一定律,必须对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两个概念充分了解。绝对难度所谓绝对难度,就是客体自身所包含、显示和面对主体、阻碍主体认识和实践的阻力程度。由于客体是客观存在,它的规律、机制构成它自身的秘密。这种秘密是外在于人的,因此,绝对难度是一种客观的标量,没有主体主观因素的计入,自发地发挥着作用。绝对难度可以被理解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比较科学技术绝对难度的大小,虽然可以从主体所输入的辛勤程度去体验,但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则可以从其成果的常规性比较中获得。比如,风筝与飞机,十以内的整数运算与解方程式,稍有常识的人就会脱口而出：前者的绝对难度小,后者的绝对难度大。科学研究的实质虽然可以说是克服客体的绝对难度,发现客体的规律,但是,客体的绝对难度和规律是逐渐暴露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受客体矛盾暴露程度的制约,因此,人的认识只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越来越面对着客体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绝对难度越来越大的最主要原因。相对难度相对难度是一个极富革命性的概念,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是一个时刻活动着的因人而异的变量。相对难度用康德哲学的术语,可以叫做为我之物或者叫做“有我之物”。仍然用经验来说明。前述,风筝与飞机,谁都不怀疑制造飞机的难度大于制造风筝的难度。这种难度由于是绝对的,我们才称它为绝对难度,但是,这种比较未免有些抽象,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问：从事飞机制造业的工人制造一架飞机的难度比起第一个发明风筝的人所面对的难度,哪个更大些？一个中学生解一道方程式的难度与一个两岁孩子算一道十以内整数运算的难度,哪个更大些？像这一类问题的答案,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仍然会脱口而出：前者的难度小,后者的难度大。为什么绝对难度大的反而难度小了,绝对难度小的反而难度大了？这说明,难度也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绝对难度大的,对具体主体,难度可能变小;绝对难度小的,对具体主体,难度可能变大。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出相对难度的定义来：所谓相对难度,就是主体对客体绝对难度的感受度。相对难度虽然从形式上表现为主体的主观感受,实则是主客观的统一。它将客体的绝对难度纳入主体的认识和实践领域,让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直接面对着客体的绝对难度,使之弱化,失去绝对性,成为相对与绝对的统一。这样,在相对难度中,不像在绝对难度中只有客观的规定,它实际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个规定,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严格说来,绝对难度对任何主体都是一样的,但是相对难度就不同了。它因具体的主体而变化。比如说飞机,它的绝对难度是由它的机制、规律和结构决定的。对于它的陌生者,其相对难度之大,等于绝对难度。但对于在飞机制造方面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人,这个绝对难度就被弱化成了相对难度,而且,能力越大,相对难度越小;能力越小,相对难度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其绝对难度与相对难度是同一个难度即“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在对某客体具有一定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之间,才能比较相对难度的大小。比如：制造飞机对飞机工程师的相对难度就比对一线工人的相对难度小些,中学生解高等数学的相对难度就比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大得多。笔者在《同一论》中曾说,尽管托利拆里关于流体的研究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但在相对难度上还不及仅仅认识了“水往低处流”的大禹伟大,因为托利拆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事研究的,而大禹们则干着前无古人的事情,何况大禹生活在人类低智商时期。后来者较之前代先民,认识能力显然要大。这就是相对难度越来越小的原因。我们常发现人们对仅仅算出1＋1=2的两三岁孩子惊讶不已,视为神童,但很少有人对算出二次方程的中学生表示惊讶。这都说明“衡量科技成果的难度和伟大,一方面依科技成果自身所达到的高度为依据,即以客体为参照系数;但另一方面,还要从主体方面,即从人的思维和智力所达到的高度为依据”。(《同一论》197页)。科学技术活动实际是一种将绝对难度弱化为相对难度的过程。在人类科学技术和其他学术、艺术实践史上,为什么一直推崇创新人物,就是因为这些人把当时时代绝对难度最大,对同时代人而言相对难度也最大的难题克服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成果或其他成果。     

术语系统的本体论研究——费尔伯教授致顾孟洁先生的函

亲爱的顾先生：……读到您在北京国际术语学大会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哲学问题,尤其是本体论问题的论述,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在这方面,您在您的文章中讨论了我在术语学的基本原理方面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三个观点,该文章发表在《Infoterm》杂志第6期,第74页。这些观点是：①现实中不存在概念,②客体世界不同程度地独立存在,③个别客体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首先,我想提出的是,这些观点受到了实证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在Wüster时代,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中间是很流行的。我从Wüster那里借鉴了实证主义的模式。在上面所提到的在北京举行的大会上,Mr.Galinski宣读了我的文章,从该篇文章中,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客体—概念—术语(object－concept－symbol)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是很复杂的,并且要建立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尤其是要建立在维也纳哲学派别(丕里克、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以及其他人)和Bochenski(鲍亨斯基)这类认识论专家以及其他哲学家的结论之上。这类哲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系列出版物,如《Infoterm》第2期中第3－90页,德文的《术语学基本原理和知识工程、理论基础》以及您所提出的术语学研究人员应详细探讨本体论问题,以便获取稳固的结论,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因此,这一问题应在新的哲学进展和旧的哲学结论的指引下得到持续不断的研究,以便使它们成为术语学的原理。有关上面提到的三个观点,我想作一些说明：①现实是用在与思维世界相对的可由感觉来感知的客体世界的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者把实证事实(马赫)当作唯一的存在。②这是一个物自体(Ego－objective)世界的二重性表述在哲学上的心理历程。这种模式至今仍在心理学、认识论以及其它领域内使用。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Bochenski),概念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命题也是这样。主观的概念和命题是精神现象的本质,概念和命题的内容则是客观的。语言并不是照原样直接描述,而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客观的概念的形式进行描述。因此,我们把思维的本质(概念、逻辑命题)归因于客体的本质及其复杂性。我们的见解离不开客体,客体可以是实存的(可感知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的(思维)。如果我们以table－John－Jack为例,我们就会看到下面的情况：John所感知的桌子是一个个体,他给这个个体一个概念,该概念就是主观的,而概念的内容(特性组)则是客观的。通过声音、文字或图画的方式,把这一概念传递给Jack,对Jack而言,John的概念的内容就是一个客体。在John的记忆中,他的有关桌子的思维概念的内容就被贮存在一个想象的客体中了。客体世界是由思维的本性所形成的人类的理性构筑成的,它不是由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的理性来描绘的。客体世界的构成是理性的创造行为。理性形成概念,并把概念归于客体。这种概念将因人而异,并且要依赖于个人的智力的、心理的、专业的特征。如果没有契约,那么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观点。因此,学校教育以一种可接受的专家的观点不同程度地引导了一种统一的观点,这种观点才是真正的思维。③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物质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只是能量场。这种能量可以是连续的(波),也可以是不连续的(微粒)。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想象中的(思维)和实存的(可感知的)客体。“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字眼是过时了的。在Wüster生活的最后10年中,他忙于搜集有关的哲学文献,并把它作为术语学原理的一个更好的基础。由于这个原因,他深入细致地研究了逻辑学和本体论的文章。对我而言,看到您在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术语学的这一模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您可能知道,波普尔出生在维也纳,在他移居国外之前,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工作在维也纳哲学派别的侧畔。您的模式与我们所提出的模式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我们的模式涉及到客体世界、思维世界和术语世界的三者统一,这一般是对术语学和知识工程而言的。在具体情况下,对术语学而言,它是与客体－概念－术语相对应的,即对应于客体的概念,对应于概念的术语和物体(直接对个别物体的命名,还没形成概念)。我们的模式是非常具体的,它详细描述了它要涉及的成份,它是建立在维也纳派的要素－结构－行为(element－structure－play)三体的基础之上的(自由组合)。因此,它详细描述了客体、概念和术语世界中的实体。如果把要素引入术语学,那么概念就是思维的要素,它是由特性构筑而成的;在知识工程中,命题就是概念链。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有对应于两个世界的模式,即概念世界和客体世界。术语世界属于客体世界。术语是客体。术语是代表另一个客体或概念、并对它们加以描述的特殊客体,只是由于实际的原因才把他们区分开来。对您的文章的评述：术语系统的本体论界说一章,既很有意义又清晰明了。它描述了一个认识论的模式,该模式可以与Wüster的四领域模式(客体－概念－术语概念－术语)相结合。所有的术语学产物都是精神的产物,并且同时也是客体。这是与我们的相应模式相连结的纽带。概念“现实(reality)”和“存在(being)”分别使用在不同的模式下。基本问题是：在可感知的客体世界和人类思维世界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可感知的客体是客体世界的一个整体,而不是客体世界的一个片断——即个体。对一些哲学家而言,这才是实在的东西。客体是如同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所说的精神世界的理念的影象吗？这个问题引起了有关宇宙的实在性的争论。对一些人而言,宇宙是理念;对另一些人而言,宇宙则是物质。在术语学的实际工作中,一个能存活的答案就是一个指定的模式。也就是说,思维的要素通过人的理性与一个客体或客体组相对应。思维是否是实存(real),客体是影象还是vice versa(客观存在的东西),这要由其哲学观点来决定。对一个主体而言是实存,对一个社会而言并不一定就是实存。概念的离散现象一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因为人类的理性是通过要素来构筑客体世界的(特征与性质相对应),所以有必要进行约定。个别概念的形成正象您所说的那样,依赖于个人的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关于您的结论,我作以下评价：三个世界(客体－概念－术语)是通过约定而相互关联的,这种约定要由具有丰富经验的、受过教育的个人来决定,以便最终能为部分社会以至整个社会所接受。因此,术语学的工作应是术语学委员会的特权,它所达成的结论应比个人得到的结论更易于为人接受。有关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主体专家的知识和语言专家的知识应统一起来,以获取较好的结论。如果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和原理是建立在完好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的,那么,结论就能获得成功,它能得以更好地传播。无疑,这对本体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客体论(有关客体的理论)的研究将是受益匪浅的。不同的模式可以用来描述不同的实际情形。因此,有关术语学理论的本体论方面的探讨,应当继续寻求在给定情形下的最好的模式。由于这个原因,有关本体论模式的分析、比较和讨论应当开始了。在我看来,W₂与W₁ 和W₃相互作用,并在W₂中统一起来,这样所构成的Sub W₂模式清楚地描述了人类的精神境界。进一步而言,可以说有一个思维的能量场,其中个人的理性是这一能量场的压缩。这一模式是与爱因斯坦的物质观相对应的,即物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能量场,微粒是能量场的局部压缩。飘忽不定的能量压缩,因此会失去个性,并变成下面的场。这与客体理论有些联系。这种被称为集体理论场的东西将会解释心理学的东方哲学(佛教、印度教、道教及其它)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一个overself的设想,与我们所提到的思维的能量场相类似,它有助于解决许多问题。人类的lower self被淹没在客体世界之中了(物自体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情况只会出现在lower self的情形下,而不会出现在overself情形下,overself和lower self是无意识地相连的。科学是lower self的场,智慧是overself的场。二者之间可以架起一座人为之桥。目前,我正在写作一本书来探讨科学和智慧在术语学理论和知识工程方面所产生的哲学影响。在第三个计划中,道家(老子)的智慧起着主要作用。我已开始研究象老子、孔子、孟子以及其他一些在我早年的学生生涯中所了解的中国哲学家了。我们应当继续探讨有益的和具有实用价值的术语学模式。我们也许会找到一些相互关联的模式来作为术语学研究的基础。……(顾汝亮 译)     

人工智能意向弧的未来演进路向

人工智能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从机械化向智能化、从机械控制向虚拟控制、从信息显示向体验交互、从工具属性向它者关系等的演变路线，这些变化呈现了人、技术与世界的关系演变历程，分别体现智能具身关系、智能解释关系、智能背景关系与智能它异关系。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意向弧是人工智能意向性发展的主要趋势，包括功能意向与交互意向两方面。从外部空间来看，智能具身关系与智能解释关系分别体现了人工智能在主体功能意向和客体功能意向方面的逐步增强。在智能具身关系中，人工智能通过与环境的实际互动来实现更高级的知觉、认知和行为功能，从而强化了作为主体的意向性。而在智能解释关系中，人工智能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客体，包括外部世界和其他智能体，从而使客体功能意向得以提升。从内部空间来看，智能背景关系与智能它异关系体现着人工智能交互意向逐渐深化。研究意向弧的演进路径有助于揭示未来人工智能意向性发展的主要趋势，更好地预测和防范由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     

现代技术伦理规约的特性

现代技术伦理规约既不仅仅是对技术主体的规约，也不仅仅是对技术客体的规约，而是对技术主体与技术客体相统一的动态过程的伦理规约，其本质是过程规约。过程规约具有过程性、层次性和或然性的特性。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从设计的技术研究到设计的哲学研究

设计可被视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技术认知与实践系统,可以从哲学的不同层次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观察和思考,使设计哲学成为当代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整体性发展的可行径路。在认识论视域内,设计存在论是设计本质论的前提;在实践论视域内,设计本质论是设计存在论的前提。人们对设计的科学的认知从经验层次逐步迈向了理论层次,同时逐渐形成了设计自身的理论方法,并将其贯穿于设计手段和实践之中。设计中的思维与行为的互动发展历程始终是围绕着"整体和部分"、"手段和目的"、"主体与客体"等范畴展开的。     

科学数据资源与共享

一、科学数据资源 1.几个基本概念 (1)数据:数据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的产物,是人们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而用于记录世界的一种符号。它借助于“数字”或其它符号去勾画和记录现实世界客体的本质、特征以及运动     

设计的发明问题探析

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常规技术设计,重要而关键的一步就是从问题辨别开始.本文尝试从技术设计的层面出发,基于技术客体的角度来分析设计中的发明问题,并根据TRIZ理论对发明创新问题的分类,揭示技术发明问题的性质,进而在技术客体二重性之上展开对技术发明问题的精细分析.     

生态交往的主体间性分析

本文探讨了生态交往的主体间性在实践中的表达,认为这一过程起始于绿色自然技术和绿色社会技术的融合。在融合意向上表现为绿色理念的同化。而它们在冲突与合作的缠绕之中的博弈,构成了二者融合的重要机理,它们分别通过其主体、客体和结构在关联性的生态交往中形成了与要素、结构和平台相适宜的匹配度,由此所建构的绿色自然技术和绿色社会技术融合的三重螺旋模型,直观地呈现了生态交往的主体间性。     

感官征服:"单向度"视角中网络媒介的文化功能

本文立足马尔库塞“单向度”理论的批判视角探析网络媒介功能。认为技术与文化意义上的网络媒介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单向度”的对网络主体的感官征服。“人性化”界面，以其多感官的表象模式，对网络主体感官进行技术同化和改造，实现对主体感知世界方式、效果的影响与控制。超文本的“多维空间”威胁着网络主体的意义容纳能力；非线性、自由联想的感知方式，使主体在“超空间”中迷失。网络主体在虚拟现实中沉浸，则意味着主体经验越来越成为人工的产物与技术的附庸。媒介即讯息，网络媒介技术对主体精神的感知方式、存在方式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其“单向度”的功能局限，值得我们深入地反思和清醒地对待。     

环境哲学视域内的生态价值与人类的价值取向

把价值视为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关系是失之偏颇的。这是造成只重视主体价值，忽视生态价值的重要原因。只有把价值视为是主体与客体的互益性关系，才能在强调主体价值的同时重视生态价值。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具有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全球生态危机迫切需要自觉协调好当代人的价值与下代人的价值，局部价值与人类整体价值的关系，开创主体与客体互益，发展与环境双赢，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生态文明道路。     

斯蒂格勒“代具”技术理论探析

根据对古希腊神话和哲学、现代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斯蒂格勒提出了他的"代具"技术理论,认为技术是人类因自身之缺陷而不得不向外延伸、人类只有依赖于它们才能在世界中生存的代具。斯蒂格勒的这一理论,一方面,它批判并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海德格尔"座架"技术观在人与技术关系上的某些偏颇之处;另一方面,它把技术之产生归咎于人类自身之缺陷。所以,尽管这一观点在哲学人类学中有着广泛的理论基础,但它同当代人类学、历史学所提供的史料相矛盾,故而它在理论和逻辑上仍存在着有待商榷之处。     

信息的意义指涉与信息社会人类的命运

目前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信息社会的雏形,信息成为影响世界建构的一种新型力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在特定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生产出一个自我指涉的意义系统,控制了作为社会交往基础的符号体系和形式结构,形成社会交往障碍,造成了交往中社会意义的缺失。这种借助技术手段的社会交往使得社会沦为词语装配的机器,而人成为世界中被技术和信息操纵的客体与“他者”。     

技术视域的真理论

在技术“揭示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的意义上,认识论域内似乎与技术无涉的真理,与技术深度相关。这一相关突出展示为,技术对思维与存在或存在与思维的同一的“统摄”。在总体性、结构性和历史性维度,以技术为中介的主体-客体在一定环境中实现的真理生成,基于技术的整合、建构和重构。异于康德的“主体建构客体’’和皮亚杰的“主客体双向建构”的“技术建构论”真理,是思维与存在或存在与思维的技术整合性建构-重构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