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器官的构造与认识能力的界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系统进化和个体发育过程中，人的感觉器官形成了特定的构造。这种特定的构造既确保了人的认识能力，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但这种限制并不构成人的认识能力的最终的绝时界限。由于主体内信息的存在、客体外信息的转化、知觉和表象、理性认识、人造感官以及认识继承性，人类已在许多方面弥补了感官的不完备，从而大大增强了自身的认识能力。     

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

《科学技术发展定律》之第一定律是在拙著《同一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惠威尔、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夏皮尔、劳丹及国内科学哲学界时贤的科学发展理论提炼出来的。它的定义是：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绝对难度越来越大,相对难度越来越小,成果水平越来越高,成果时距越来越短。公式为(式中,Q为科技成果,p为成果水平,s为成果时距,n为绝对难度,m为相对难度,k为科技发展系数且k>0),图线为单调增曲线,其拟真图呈阶梯形。科学技术发展第一定律有两个支柱,一为“科学活动说”,一为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什么是难度,什么是绝对难度,什么又是相对难度呢？难度难度在传统科学发展经典中是一个盲区,没有现成的定义,但它普遍存在于人的实践和感性体验中。我以为科学技术发展研究缺乏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至今没有将“难度”抽象为一个学术术语,使它一直自发地阻碍着人的科学技术活动。所谓难度,就是客体阻碍主体认识和实践的阻力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技术面对的与其说是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毋宁说是阻碍主体认识和实践的难度。因此,科学研究和技术操作的任务,虽然从最终意义上是为了认识客体的规律和改变客体的现有形态,但最切近的任务则是克服笼罩在它上面的难度。难度排除一层,人对客体就认识一层,技术操作就顺利一层;难度排除得越彻底,人对客体的认识就越准确,越深刻,技术操作就越顺利。难度一词仅针对活动和行为,对于“物”是谈不上难度的。科学技术的难度实际是科学发现的难度和技术发明的难度。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两个概念是科学技术发展第一定律中两个最关键的概念。没有这两个概念,这个定律就不可能发现,也不可能证明。因此,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第一定律,必须对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两个概念充分了解。绝对难度所谓绝对难度,就是客体自身所包含、显示和面对主体、阻碍主体认识和实践的阻力程度。由于客体是客观存在,它的规律、机制构成它自身的秘密。这种秘密是外在于人的,因此,绝对难度是一种客观的标量,没有主体主观因素的计入,自发地发挥着作用。绝对难度可以被理解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比较科学技术绝对难度的大小,虽然可以从主体所输入的辛勤程度去体验,但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则可以从其成果的常规性比较中获得。比如,风筝与飞机,十以内的整数运算与解方程式,稍有常识的人就会脱口而出：前者的绝对难度小,后者的绝对难度大。科学研究的实质虽然可以说是克服客体的绝对难度,发现客体的规律,但是,客体的绝对难度和规律是逐渐暴露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受客体矛盾暴露程度的制约,因此,人的认识只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越来越面对着客体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绝对难度越来越大的最主要原因。相对难度相对难度是一个极富革命性的概念,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是一个时刻活动着的因人而异的变量。相对难度用康德哲学的术语,可以叫做为我之物或者叫做“有我之物”。仍然用经验来说明。前述,风筝与飞机,谁都不怀疑制造飞机的难度大于制造风筝的难度。这种难度由于是绝对的,我们才称它为绝对难度,但是,这种比较未免有些抽象,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问：从事飞机制造业的工人制造一架飞机的难度比起第一个发明风筝的人所面对的难度,哪个更大些？一个中学生解一道方程式的难度与一个两岁孩子算一道十以内整数运算的难度,哪个更大些？像这一类问题的答案,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仍然会脱口而出：前者的难度小,后者的难度大。为什么绝对难度大的反而难度小了,绝对难度小的反而难度大了？这说明,难度也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绝对难度大的,对具体主体,难度可能变小;绝对难度小的,对具体主体,难度可能变大。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出相对难度的定义来：所谓相对难度,就是主体对客体绝对难度的感受度。相对难度虽然从形式上表现为主体的主观感受,实则是主客观的统一。它将客体的绝对难度纳入主体的认识和实践领域,让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直接面对着客体的绝对难度,使之弱化,失去绝对性,成为相对与绝对的统一。这样,在相对难度中,不像在绝对难度中只有客观的规定,它实际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个规定,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严格说来,绝对难度对任何主体都是一样的,但是相对难度就不同了。它因具体的主体而变化。比如说飞机,它的绝对难度是由它的机制、规律和结构决定的。对于它的陌生者,其相对难度之大,等于绝对难度。但对于在飞机制造方面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人,这个绝对难度就被弱化成了相对难度,而且,能力越大,相对难度越小;能力越小,相对难度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其绝对难度与相对难度是同一个难度即“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在对某客体具有一定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之间,才能比较相对难度的大小。比如：制造飞机对飞机工程师的相对难度就比对一线工人的相对难度小些,中学生解高等数学的相对难度就比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大得多。笔者在《同一论》中曾说,尽管托利拆里关于流体的研究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但在相对难度上还不及仅仅认识了“水往低处流”的大禹伟大,因为托利拆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事研究的,而大禹们则干着前无古人的事情,何况大禹生活在人类低智商时期。后来者较之前代先民,认识能力显然要大。这就是相对难度越来越小的原因。我们常发现人们对仅仅算出1＋1=2的两三岁孩子惊讶不已,视为神童,但很少有人对算出二次方程的中学生表示惊讶。这都说明“衡量科技成果的难度和伟大,一方面依科技成果自身所达到的高度为依据,即以客体为参照系数;但另一方面,还要从主体方面,即从人的思维和智力所达到的高度为依据”。(《同一论》197页)。科学技术活动实际是一种将绝对难度弱化为相对难度的过程。在人类科学技术和其他学术、艺术实践史上,为什么一直推崇创新人物,就是因为这些人把当时时代绝对难度最大,对同时代人而言相对难度也最大的难题克服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成果或其他成果。     

确定性的终结——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世界

现代技术遮蔽了生活世界中其他维度的生存空间,塑造着伦理情景的格局。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生存的时空秩序;数字技术颠覆了信息传播模式。伦理情景的确定性消解,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其新的重要特征。主体是确定的,与之相对的客体是匿名的、未知的。技术所造成的这种伦理情景是现代主体无法逃避的。随着伦理客体的隐匿未知,主体的义务、责任、权利甚至自由的基本内涵变得不确定。大数据为伦理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确定性的终结。     

论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意见指导下，针对知情同意失效、去匿名化以及群体隐私侵权所带来的三种处于立法保护空白状态的信息隐私伦理风险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有限认知、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片面价值观相结合是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两方面成因”这一观点，之后，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两项能够从源头予以治理的制度保障措施，即个人信息保护基金制度和隐私保护设计及其制度保障措施。     

从部分与整体谈科学方法

部分与整体,从来就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部分与整体是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整体由部分组合而成,整体不能脱离其部分而存在;另一方面,部分作为整体内部所包含的因素或过程,一般说来,总是处于与其它部分的相互联系或相互作用之中。因此,从人们对客体的认识来说,只有认识了部分,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也只有认识了整体,才能更好地认识部分,这应是理所当然的认识论原则。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特别是认识方法中,能不能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常常直接影响到人们能不能获得关于客体的正确认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科学工作者积累了不少处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经验,既创造了从部分认识整体的有效方法,也创造了从整体着眼的整体性方法,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认识过程的数学模型

本文从分析传统西方认识论的困境入手，综合马胸思主义化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数学要领刻划了认识主客体之间通过中介建立的同构对应，而认识结果就是客体在主体中的同构映象，并讨论了不同映象间的转换群，以及映象转换群下的不变性－即存在超越于个别主体的不变的或客观的知识。     

环境哲学视域内的生态价值与人类的价值取向

把价值视为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关系是失之偏颇的。这是造成只重视主体价值，忽视生态价值的重要原因。只有把价值视为是主体与客体的互益性关系，才能在强调主体价值的同时重视生态价值。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具有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全球生态危机迫切需要自觉协调好当代人的价值与下代人的价值，局部价值与人类整体价值的关系，开创主体与客体互益，发展与环境双赢，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生态文明道路。     

自然观的转型

本文提出人类第一阶段的自然观是人类敬畏自然的自然观，人类考虑不到生命和环境会有系统地进化或衰退。这是客体高于主体的自然观；第二阶段的自然观是生命的进化观，认为持续进化的人类可以主宰自然，战胜自然，是主体高于客体的自然观；第三阶段是生命的诞生，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的自然观，是人类主动尊重自然规律的自然观，演化又回归了客体高于主体的自然观。     

现代技术伦理规约的特性

现代技术伦理规约既不仅仅是对技术主体的规约，也不仅仅是对技术客体的规约，而是对技术主体与技术客体相统一的动态过程的伦理规约，其本质是过程规约。过程规约具有过程性、层次性和或然性的特性。     

机体与实践:马克思与怀特海哲学视域中的有机自然观

机械论自然观是基于某种实体来解释这整个自然界,"实体思维"构成以往机械论自然观的内在症结,此种抽象的实体思维造成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终将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怀特海同样批判了抽象概念的认识论滥用以及抽象的实体思维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可能带来的影响。马克思立足人类感性的实践活动终结机械论自然观,以此来统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发展的自然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是处于中心的与必要的部分;怀特海从"机体实在论"的立场出发,将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完整的经验背景当中,以美学与价值论来重构机械论自然观。在怀特海的著作中,有一个宇宙的积累价值体系,或者可以说是上帝。虽然马克思与怀特海的哲学体系不同,但二者都运用"机体思维"向我们诠释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个体与整体辩证关系的过程原理,并且让我们能够根据各个机体所在的处境来摄取对自然环境生动价值的认识。     

现代工程控制若干理论问题的探析

工程控制是系统获取工程信息、处理工程信息并利用工程信息来调整其行为,以实现工程控制系统所追求目的的过程,是施控主体对受控客体的一种能动作用。任何工程控制系统都是由控制者与被控对象组成,控制者向被控对象施加控制作用,通过反馈,采取纠偏及控制措施,实施所需的控制过程,达到预定的控制目的或曰控制目标。工程控制的对象即质量、进度、费用和安全等。工程控制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协调控制、系统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系统集成、矛盾分析。工程控制论作为一门关于工程控制活动及过程的共同规律、运行机制和方法的学科,在21世纪必将凸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论科学认识价值的增殖

本文是科学认识价值论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旨在探讨科学创新及其价值增殖的标志（何为）、机制（如何）及根据（为何）。认识创新及其功能发生是增殖的标志；分化或重组是个体发生的途径，发生机制的关键是方法的引入和创新，核心是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自我培殖能力是增殖的根据，表现为主体选择与客体创新，需求和问题的无限性，决定了增殖的无限可能性。     

人工智能意向弧的未来演进路向

人工智能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从机械化向智能化、从机械控制向虚拟控制、从信息显示向体验交互、从工具属性向它者关系等的演变路线，这些变化呈现了人、技术与世界的关系演变历程，分别体现智能具身关系、智能解释关系、智能背景关系与智能它异关系。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意向弧是人工智能意向性发展的主要趋势，包括功能意向与交互意向两方面。从外部空间来看，智能具身关系与智能解释关系分别体现了人工智能在主体功能意向和客体功能意向方面的逐步增强。在智能具身关系中，人工智能通过与环境的实际互动来实现更高级的知觉、认知和行为功能，从而强化了作为主体的意向性。而在智能解释关系中，人工智能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客体，包括外部世界和其他智能体，从而使客体功能意向得以提升。从内部空间来看，智能背景关系与智能它异关系体现着人工智能交互意向逐渐深化。研究意向弧的演进路径有助于揭示未来人工智能意向性发展的主要趋势，更好地预测和防范由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     

论负责任创新的全责任本质

负责任创新对创新的责任主体、责任客体、责任类型和责任时空等都进行了扩充,其所标识的责任是一种"全责任",即面对责任客体,所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责任共同体应该在其可达范围内积极共同地履行或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负责任创新在本质上是全责任创新,即创新共同体以尊重和维护人的权利、增进人类福祉为价值旨归,以积极履行、承担全责任为方法论特征的一种创新评价、创新认识和创新实践。     

弗洛里迪信息伦理学的主体间性本质评析

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的信息哲学和信息伦理学涉及一些特定的概念,其中关于信息的"外延论的语义学观点"、"客体导向程序化方法论"和"建构主义伦理学"这些概念不仅涉及到作者信息哲学的本体论立场,而且还涉及到当今信息社会带有基础性的伦理问题.我们将借助古典的先验方法阐述这些概念的统一性及其主体间性本质.     

地理信息的当代解读

深入解读地理信息有着极为深刻、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地理信息一如其他信息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拥有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协同性、实用性等特征，与人之生存实践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故其作为人之思想和语言的构造物不同于客体算于和主体活动，而是代表认知的组成规律、经验的抽象形式，显现出人类能动地创造概念、建构理论和发现“新世界”的能力。     

虚拟实践中的信任理性

所谓虚拟实践,是指人们运用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在赛博空间和电脑网络空间中有目的地进行能动地改造和探索虚拟客体的一切客观活动.作为人类在信息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实践形式,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人-机-人的关系.虽然,人-机-人的关系最终仍然可以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确切地说,还原后的交往关系已演变为虚拟人与虚拟人之间的关系.虚拟交往关系的演化必将引发与交往实践始终相伴生的信任关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委托方--受托方的信任关系演变为委托方(符号虚拟主体)--受托方(符号虚拟主体)之间的信任.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的同时满足,才会产生信任行为,进而使交往主体采取进一步行动.然而,隐匿了姓名、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背景特征的交往却导致主体对客体的虚拟行为是否存在着真实性、正当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质疑,是否相信"虚拟人"的行为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将信任给予虚拟的客体?     

科学认知与信息主义的相互诠释

在本体论意义上,实体与信息具有同等的存在优先权。如此,可以将本体论信息定义为主体之外的非实体性存在,具有客观性品质。尚未显现的本体论信息或显现信息在显现之前的存在状态定义为潜存信息,这样便可以解决信息哲学内部的逻辑矛盾,也是理解科学认知行为的前提。科学认知活动是本体论信息向认识论信息转化的过程,科学实验对应本体论信息的编码过程,科学理论建构对应着译码过程。从信息运动的角度分析科学认知行为,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进路。     

“科学终结论”社会反思

进入20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重大发现逐渐稀缺。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关于科学终结的质疑。虽然该说争论已久,但疑云至今仍然遮蔽着科学视野。面对国家创新大势,有必要进行系统深入的再认识,以正确制定应对方略。重大科学发现应该具有革命性、受验性和简单性。科学衰落的成因包括研究客体的尺度变化、研究手段的力量限制和研究主体的内质嬗蜕,其中社会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根据科学前沿的实际,研究方向应该由纵向"掘进"改为与横向"回采"并举。科学不会终结,但其进步是一个量变和质变交互进行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与技术不同,科学量变中包括思想积累和灵魂自洁,经历的时间可能较长。     

公众参与规约技术价值观的功能解析

公众在技术场域中是重要的参与力量。公众通过技术人工物的转用规约人工物蕴含的技术价值观;公众在解释边界物中主张自身的技术价值取向,影响其他主体认识理解边界物;公众通过信息传输渠道了解技术知识,抉择技术应用方向,借助丰富的科技信息发展个体与群体的技术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