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伦理评估初探——以调查公众伦理选择为路径

科技评估分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当前我国科技评估重视事实意义上的效果评估,忽视价值层面的伦理评估。科研人员面对伦理困境时的选择行为是伦理评估的直接对象。科技伦理评估要回应公众的伦理诉求,调查公众伦理选择是必然路径。为了使公众的伦理选择更真实,应使公众置身于设定的科技伦理困境中进行选择。以真性伦理困境和假性伦理困境两个维度设计量表,探明公众伦理选择情况,结合理论分析,对我国科技伦理评估提出六项建议。     

卫生技术评估中的伦理评估及其意义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在阐述卫生技术评估中伦理评估的概念与理论基础之上,指明伦理评估成为卫生技术评估的内在要素的理论必然性;重点介绍卫生技术评估中伦理评估的主要内容和评估方法,并结合具体案例评析不同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其利弊;最后提出加强卫生技术的伦理评估对当前我国卫生决策和临床医疗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的伦理评估与规制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在隐私、数字身份、安全和公平方面存在伦理风险.对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进行伦理评估需要建立以评估主体、客体和对象为主线的评估框架,确定评估结果要基于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是否存在违背特定伦理原则、技术应用人员是否遵守相关职业道德、技术应用过程中是否切实保护用户权利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应以群体...     

科技伦理评估框架构建路径思考

伦理评估框架是对伦理评价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科技伦理评估框架研究在国外已蔚然成风并成为科技政策评估的重要支撑。文章梳理国外科技伦理评估框架研究,发现其中的优点和缺憾,结合实际,在科技法治化的背景下探索构建科技伦理评估框架的更优路径。     

生命伦理的公共论坛: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本文探讨不同时期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初创时期,关注人体实验伦理,构建生命伦理准则;发展时期,规范生命伦理议题,提倡科学家责任意识;完善时期,体现公共利益,建立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平台。发挥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公共论坛、伦理评估和伦理教育等作用,有助于我国生命科技的和谐发展。     

论科技研究伦理政策建设的价值基础

作为公共政策的科技研究伦理研究,对于创新型社会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反思科技研究伦理政策的认识论基础、伦理学基础和公共管理学基础,深入认识和理解科技研究伦理政策的实践特征,使科技研究伦理政策切实成为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试论中国科技项目评估的价值导向和规范

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国家五部委于2003年联合下达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规范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国家科技项目评估是科技评价的重要组成,对科技项目的评估是否公正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及科技资源配置。目前国内在科技项目的评估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项目的价值导向认识不清、评估目的不明确、评估程序缺乏科学规范,这些都是确保项目评估公正性的重要前提,急需改进。     

开展STS研究,促进技术评估发展——“STS与技术评估”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研究中心与国家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联合举办了"STS与技术评估"学术研讨会。来自首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重点从哲学、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对技术评估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研讨。     

自然伦理的本质及其辩证法结构

自然伦理不是把自然物作为"伦理主体"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而是把自然物作为"伦理对象"而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自然伦理最终要落实在人对自然物的审美活动之中.自然伦理的本质决定了自然伦理的辩证法:人与伦理法则的契合是这一辩证法的逻辑开端,它必然扬弃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伦理,从而实现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各自在对方中完成自身.     

德国纳米伦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德国是较早开展纳米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德国的纳米伦理学研究在该领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在理论层面,德国纳米伦理学研究注重对纳米伦理学的哲学反思,如对纳米技术技科学特征的分析;在实践层面,则包括对纳米技术的评估和如何应对纳米伦理问题的思考,如纳米技术的远景评估、纳米技术智慧伦理的应对策略;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提出了"探索性的纳米技术哲学"的研究路径,并试图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去理解纳米伦理问题。德国纳米伦理学研究立足本国特点,旨在为纳米技术的可持续性发展和负责任的创新提供理论上的反思和政策上的建议,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对当前我国的纳米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伦理矩阵:一种技术评价工具

现代技术的应用导致了众多的伦理争议,如何解决这类争议已成为学界日益重视的问题。伦理矩阵作为一种兼顾个人和团体的多元综合评价方法,在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评价中已较传统技术评价方法显示出更多的合理性。充分认识这一方法的思想内涵,掌握系统操作程序,有助于我们对技术做出合理评价,对科学决策有积极的帮助。     

语境视角下的纳米伦理研究

纳米伦理是基于纳米技术和伦理责任的双重意义产生的,从语境角度来看,纳米伦理包含三方面内容:纳米伦理的自然语境分析、纳米伦理的社会语境分析和纳米伦理的各人语境分析。基于对纳米伦理内涵的阐释,我们会发现,纳米伦理具有预测性、永恒性、公平性、前进性、革命性和多元性这六个特征。一些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的归宿点都在应用上,纳米伦理也不例外,它的应用是理论应用和实践应用结合的双重语境应用。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可能性或必然性的知识吗?--以威廉姆森的观点为契机

模态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证成或知道那些仅仅属于可能性(mere possibility)的宣称,与那些既非逻辑亦非数学的必然性宣称?"对于这个问题,威廉姆森论证并主张:由于每一类的模态宣称都逻辑上等价于某一类的反事实条件句宣称,因而日常透过"想象模拟"去评估反事实条件句的认知能力也就给了我们认知形而上学模态性的能力。威廉姆森并且认为,有些这样得来的反事实条件句知识和模态知识,既非先验,亦非后验,应被归属为第三类的"椅验知识"(armchair thinking)。作者们认为威廉姆森的理论虽大体上可信,但仍至少有九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心理技术的哲学反思

对心理技术的哲学反思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从心理技术的在场性、心理场域的作用及其对身体映像的控制来分析心理技术的实体性存在;从知识建构、知识扩展以及思维的形成等方面可以为认识论反思提供启示;从心理技术的研究、心理技术的实施以及心理技术与道德的涉身性了解心理技术的道德困境。     

工程伦理规范的标准与方法——以巴伦西亚工业工程师协会伦理规范为例

制定和完善工程伦理规范已成为提高工程职业化水平和工程师道德素养的迫切需要。本文以巴伦西亚(Valencia)工业工程师官方协会制定伦理规范为案例,指出逻辑解释学方法成为制定工程伦理规范的重要方法;适合境域并系统明确、结构稳定而灵活,也成为制定工程伦理规范的基本标准。     

确定"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困境:政治指向与发展指向的冲突

追溯“理论与实际关系”如何成为科技政策讨论的公共话语,将这一时期关于“理论联系实际”不同文本置于中国独特政治结构与文化范畴,对其内在意义或指称做出理解与解释,我们发现,内化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双重功能预期,围绕“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讨论表现出的价值紧张,“理论联系实际”现实化引发的政治与发展间的冲突,使“理论联系实际”概念内涵在不断调试中变得模糊不清。最后,探讨了“理论联系实际”得以透过外在层面转化为科学家内在道德焦虑,进而转化为自我否定内在动力的独特文化与心理依据。     

海洋科技的伦理审视

海洋科技是21世纪人类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之一;是世界各海洋大国激烈竞争的战场;也是我国科技未来发展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应当给予深切的伦理关怀。本文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海洋科技的历史发展、当代展现及未来憧憬,分析海洋科技发展的正负面效应,培养公众海洋科技伦理意识。     

Distributed Morality: Externalizing Ethical Knowledge in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Technology moves us to a better world. We contend that through technology people can simplify and solve moral tasks when they are in presenc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possess a diminished capacity to act morally. Many external things, usually inert from the moral point of view,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so-called moral mediators. Hence, not all of the moral tools are inside the head, many of them are shared and distributed in “external” objects and structures which function as ethical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