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历史文化三题——兼谈史学研究的动态及相关问题

西安古称长安,世界闻名古都,“西安历史”的概念往往易与“长安都城史”相混淆。它的内涵和定义,应是从长安至西安所辖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史、都城史为其内容的一部分;西安历史文化的概念近似“历史”的范畴,而不像“历史”那样注重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范围似乎比历史广泛,民间文化重于王朝文化;西安文明史的概念有两种:马列主义的社会文明史,即西安从夏代至今的文明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无所不包);从蓝田猿人至今的精神、物质、制度等包罗万象之文明史(这一说法认同者较少)。二者的地域,与“历史”、“文化”一样,一般是以今日西安市所辖的区、县范围为准。三者的定义和内涵很难区分,从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明史》看,除上限与写法、偏重与范围有所区别外,主体内容似乎均一致。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泰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皋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论秦汉时期西藏地区的民族和文化

西藏地区自古就有人类活动 ,新石器时代的氏族主要是土著族及迁入的古越、华夏、羌、东夷人等。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 ,经民族融合 ,西藏地区主要的民族是以发羌为主的诸羌族 (其他族也都融合到了羌族 )。他们不仅和周围地区有经济、文化、宗教交往 ,而且从古至战国末 ,也与中原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文化关系 ,充分说明西藏自治区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虽然赶不上中原地区 ,但他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顽强生存和劳动 ,对先秦时期的灿烂文化作出的贡献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同时 ,他们也为秦汉时期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秦汉时期江西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秦代时江西地区只有县置,无郡府,西汉时始设豫章郡,下设18个县,至东汉末期又增设鄱阳郡。历秦汉,江西地区的诸越大都成为统一王朝的编户齐民,基本上融合为汉民。秦汉时期是江西地区诸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时期。     

秦汉时期新疆地区的多民族国家与文化

新疆地区南邻西藏、青海,东南接甘肃、东与内蒙古相连。秦汉时期,除其东南部分地区与化比较进步的甘肃接近外,当时的青海、西藏地区经济、化都比较封闭、落后,但都在该地区(时称西域)形成许多城邦小国,经济、化都超过了西藏和青海。其根本原因是汉武帝后直归中央王朝管辖,与中原来往较多,又对西方、南方的国家开放,东西商人、使、僧人、官吏等将汉化、西方化带进了新疆地区。其化反转过来又对西藏和青海地区产生了影响。     

中华羲皇太昊考

太昊伏羲氏有许多称号,为"三皇"之一,传说是华胥和燧人氏之子。相比而言,伏羲的资料较为丰富,涉及的社会面也相应扩大。他约生于7500年前,代系较多,皆袭号"伏羲",形成较多的生地、葬地之说。伏羲时代以渔猎经济为主,原始农业为副,母系氏族社会有所发展,伏羲有许多发明创造,被先民崇奉为"人皇"、"春皇"、"木皇"、"天皇"、"羲皇"、"天帝",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中华始祖母华胥考——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生母的主要史迹探寻

华胥氏族公社兴起于新石器时代初(1万年前),为上承神话人物盘古氏、人皇、天皇、地皇的众多母系氏族公社之一,世代袭号称华胥氏.传至8 050年前时,居住在华胥渚(今陕西蓝田县华胥镇孟岩村)的氏族内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她长大成人后因能为族人谋福利,被推举为公社首领,后发展为部落.华胥生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于成纪(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誉称为"人祖",被中华民族尊奉为"始祖母".去世后葬于华胥渚,战国后人民修陵建庙予以祭祀.     

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上）

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要有汉族、戎族、匈奴族及东胡系的鲜卑族等。匈奴族等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秦汉王朝有战争、有和亲、有依附，也有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时期。     

瞿塘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古氏族研究

建国后，尤其是1992年为配合三峡水利工程开展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后，不仅证明三峡是人类的发祥地，而且也是中国社会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文章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主人提出了探讨性的意见，并对巴氏族部落的兴起、迁徙地作了粗浅探讨，以抛砖引玉。     

中国六千年文明史的起源年代考证

新石器时代的世界各地氏族先民，在交通、信息十分不畅的情况下，在不同气候、不同自然条件地区的河流或山川谷地内，顽强生息、劳动，创造了既有人类共同特征，又有差异的物质与精神化。中国地域内的各氏族公社或部落，虽然互相有一定影响，但在发展中也呈现“多元”趋势，新石器早期化遗址在江南、江北均有发现，前仰韶化时代亦然。中国古代社会明因素在这个时期虽然已有，但较稀少。仰韶化时期的母系氏族化有了长足发展，呈现出黄河流域进步干长江流域的趋势。至龙山化时代，父系氏族古化、古城、古国等社会明迹象，仍是江北多于江南，因而古代社会明之源均可追溯至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已有上-F6000年的社会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