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的善恶追问

气候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从善与恶的视角对气候问题进行伦理追问,深刻地揭示气候问题也是个伦理问题。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涉及善恶问题:发展中国家是生存性排放,属于低排放,是气候资源利用的善,而发达国家是奢侈性排放,属于高排放,是气候资源利用的恶;气候资源利用的"公地悲剧"是恶的体现,气候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如果没有善恶评价和伦理考量,就一定会发生"公地悲剧";气候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善的引导,发达国家不能只考虑本国利益的"小善",而不肯接受全人类利益之"大善"的实现。只有全人类利益的"大善"实现了,才会有本国利益的"小善"实现。     

生态文明的一般价值论基础

生态文明是区别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人类社会的全新文明形态。要建设和发展生态文明,要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重要国策并深入人心,就有必要确立生态文明的一般价值论基础。西方提出的生态价值论存在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依然套用工业文明的价值论视角和价值定义;二是把价值本身与价值评价混为一谈。适合于生态文明的全新价值论应当把价值定义为"事物在相互作用中所实现的效应"。这样的价值定义不仅能够合理解释自然的内在价值,消解传统价值定义所具有的人本主义色彩,而且还能够在价值本身与价值评价之间做出明确区分。价值观念决定着人的行为,以自然为本体的一般价值论的确立,对于提高和深化国民的相关认识,对于理解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     

消费异化回归生态本位的逻辑解读

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生态观突出人的自为性,为满足无限的欲望生产者对自在的自然界无尽的掠夺,使消费异化变本加厉,进而造成公地悲剧和生态灾难。回归人与自然协同的生态本位,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对环境直接的道德义务,是当前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关键。     

论伊林·费切尔的生态文明观念——纪念提出“生态文明”观念40周年

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文献是1978年发表在英文期刊《宇宙》上的伊林·费切尔的文章: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该文分析了工业文明的种种危机,批判了源自基督教的进步主义,指出了工业文明发展方向的错误,阐述了走向生态文明的必要性。1984年前苏联学者В.С.利皮茨基,1986年中国农学家叶谦吉,也各自独立地提出了生态文明。三人一致认为,必须谋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但费切尔认为生态文明将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而利皮茨基和叶谦吉认为生态文明是文明整体的一个维度。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创新。生态文明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人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生态文明论将指引人类建设真正可持续的文明,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谋求人道与天道的融合。     

探寻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依据

支持工业文明的科学是现代科学,它是还原论的,还原论设定自然事物是线性的,即复杂事物可以归结为其各部分之总和;现象是杂多而变动的,但决定着现象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掌握越来越确定,从而对万物的控制越来越确定。现代科学思维有其致命盲区:只见部分,不见整体,这种思维方式与人类征服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量子力学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非线性科学是一种新科学。新科学承认自然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也承认人类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它反对征服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科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搜索破译外星文明

<正>尽管许多科学家非常不建议人类主动搜寻外星智慧生命,但对于另一部分天文学家来讲,这却是毕生的追求。迄今为止,他们已多次尝试在宇宙中发现地外生命,不过所有努力均告无效。不久前,搜寻地外文明(SETI)科学实验计划的研究人员公布了两个最新方法,包括使用世界范围内的望远镜阵列来寻找信号,其将是首个在我们附近星群大频率范围搜索地外生命的行动。他们希望这将使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与外星生命首次接触"这一目标。     

生态理性的发育与生态文明的实现

工具技术理性无度扩张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理性的成长将引导全球生态文明的展开。生态理性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遵循最优化价值原则;追求限度性和谐生活方式。生态理性在现实中发育、成熟的可能性突出存在于在以下方面:人类对自身理性边界的认知日益清晰,工具理性的极端发展趋势被控制;全球性生态危机戳破了市场万能的神话,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冲突不断加剧;生态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阻断资本与工具技术理性合谋的重要力量;生态理性支配下的文明方式曾经并正在局部地域展开。     

生态理性的发育与生态文明的实现

工具技术理性无度扩张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理性的成长将引导全球生态文明的展开。生态理性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遵循最优化价值原则;追求限度性和谐生活方式。生态理性在现实中发育、成熟的可能性突出存在于在以下方面:人类对自身理性边界的认知日益清晰,工具理性的极端发展趋势被控制;全球性生态危机戳破了市场万能的神话,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冲突不断加剧;生态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阻断资本与工具技术理性合谋的重要力量;生态理性支配下的文明方式曾经并正在局部地域展开。     

北纬30度探秘之古蜀文明

北纬30度青铜文明光耀成都平原北纬30度,地球的一根纬线,奇迹诞生的地方。这条纬线上,产生了人类最早最辉煌的上古文明——青铜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曾令世界为之倾倒。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青铜文明,曾经不被国际史学界看重,直到成都平原的大型青铜雕像破士而出,吸引了整个世界的视线。巨大的青     

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

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知识文明和创新意识

本文探索知识文明和创新意识的本质关联.今天,随着高技术日渐在社会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时代正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过渡.同时,创新意识已然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知识文明和创新意识同步形成和发展,并非偶然,两者本质关联的纽带是知识观念之更新.     

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与近代科学

伊斯兰文明的崛起来源于其内在对知识的渴求，并通过知识研究平台的搭建得以实现。大翻译运动使伊斯兰文明融合理性与务实，从而推动人类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一定角度来看，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拉开了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序幕。伊斯兰文明中的科学研究更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知识储备，为近代科学之树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人类文明的求同性及其自然差异限度

相对于自然的差异化发展,人类文明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求同倾向,平等就是这种求同倾向的直接结果。人是自然与人道的统一,所以,人类文明的求同性必然有其自然限度,这种限度就是人类文明必须建立在资源有限的基础之上,必须追求必要的发展效率。     

间接知识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直接知识是指能够直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或者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带来直接效用的知识;不能带来日常功利生活的直接改善,但能通过发现和解决问题、改进工艺和技术,间接改善物质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的知识,都属于间接知识。间接知识的形成,受制于人们纯粹的求知需要,受制于对事物的类型化研究,受制于实验(实证)验证和演绎逻辑思维,同样受制于对人的自由思想的制度保护。作为间接知识代表的科学知识和由以推进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核心和基础。     

十九世纪末对假想火星文明的科学探索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发掘天文学历史上未被关注到的大量文献,对19世纪末一些科学人士尝试探索假想火星文明,以及这样的尝试在当时科学界所引发的争论,对科幻作品创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分析。这些考察除了具有科学编史学的意义之外,也是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意义进行探索的有益尝试。     

文明与自然--论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危机

现代性以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而秩序又是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于秩序的追求同样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现代性所追求的秩序主要是人的理性建构的产物，而自然则是游离于理性之外的。固而在现代。自然被当作了混乱之源，成为征服与改造的对象，从而连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就必须使文明走向自然。     

黄遵宪的西方科技文明价值观

黄遵宪先生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向西方圆家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的西方科技文明观很深邃，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采看，它今天仍有意义。     

论生态文明时代的资源环境价值

生态文明时代的资源环境价值,以资源环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为尺度,按其保障发展、保护资源的功效不同,区分为生态价值和生产力价值两种形式。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努力实现两种价值的平衡。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界定生产力价值实现的最高上限和生态价值实现的最低下限的有效工具。     

发展观的当代危机与伦理学的内在旨趣--兼评《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

现代人类面临发展危机,危机的症结和根源在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以刘福森教授为代表的发展伦理学研究者深刻反省了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发展观的当代危机,建构了新的发展观.本文指出:科学不是万能的,发展要体现人文精神,经济本位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要遵循人本理念.为新发展观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准则,凸显了伦理学关注人类祸福,引导人类未来的内在旨趣.     

生态环境变迁与早期黄河文明中心转移

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末期,出现了世界性的气候回暖,我国学者称其为"仰韶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孕育了黄河文明。黄河文明在其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多个文明中心,依次分别是晋南的陶寺,豫西的洛阳,豫北的安阳和陕西的西安,每个文明中心持续不超过300年。这些文明中心是不断转移的,其转移周期大约是200年。生态环境恶化是文明中心发生转移的重要因素,转移呈现出平缓期—高峰期—平缓期交替进行的发展过程。关爱自然,保护生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