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对中西方数学文化融合的贡献

利玛窦是沟通中西方文化的第一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他最早把西方的数学带到了中国，开创了中西方数学文化交融的纪元，给中国传统数学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也让西方教学文明在东方闪耀；他用数学赢得了民心，影响了一批中国数学家的成长，推动了中国传统数学和西方数学的融合与发展。     

原型控制与张力文化——未来视野中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的答案只能在西方，在西方特定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和移民文化的内在张力中，科学是西方科学的写征，中国属于自成一体的乡村化原型发展模式，不可能提供与西方同样的产品，问题是，此种情况今天是还继续着／当下的发展之路，只能用未来意识改造原型，创新新型，自觉地进入“世界体系”，并在“还乡”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绿色文明。     

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

科学、哲学、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文化基因决定了科学的所有本质特征。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上诞生并得到不断发展，是和西方文化基因密不可分的。西方科学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一枝独秀，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文化基因的独特性。这些独特的文化基因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     

被混淆的西方节日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和中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商业促销中节日概念的强势导入，西方节日已越来越被我们了解和接受。     

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

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李约瑟难题一解

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异，探寻一事物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中国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同，探寻自然界万事万物共同具有的基本规律（气阴阳五行规律）。以察异为特点的科学是累积性的，并且是按指数规律发展的。以察同为特点的科学则是相对静止的。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是中国科学在早期比较发达，而西方科学却能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传统技术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技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众多，生产规模庞大，是其技术发达的基本原因。近现代技术的发展，科学的指导作用日益明显。西方在科学上的领先地位，必然导致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意大利工业设计发展经验（二）

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以“地域”的概念存在于西方人的脑海里的意大利，承载着西方引以为荣的历史传统与文明。意大利独特的历史地位，使其在西方社会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以至于西方社会始终持有一种浓厚的“意大利”情结。     

颅内大动脉病变脑卒中的流行病学、诊断、发病机制、影像学和治疗

脑卒中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二大死因。在西方国家，脑卒中的发病率逐年减少，但是在中国，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脑卒中的发病率不断增加。由于颅内大血管病变在西方人群的发病率相对较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泰尔凯：19世纪前瞻的数学史家

泰尔凯是19世纪数学史家。与同时代抱有“欧洲中心论”偏见的西方学者不同，他接受并向西方介绍非西方传统的数学成就；与此相类似，他也重视女性数学家的成就，并为她们树碑立传；他重视数学与哲学的结合，提倡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他也是关怀数学史教育价值的早期数学史家之一。泰尔凯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研究

《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是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两部西方解剖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以往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这两部著作是古罗马盖仑体系之下的旧学说，没有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以维萨留斯为代表的新的解剖学成果。文章分析了两部译著的文本内吝，认为这两部书都不是完整的解剖学著作，二者合起来才构成一部完整的西方解剖学著作。通过与维萨留斯《人体构造》进行比较，认为《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不但在内容上吸收了维萨留斯及其以后的解剖学新成果，而且二者的合编在篇章结构、体例方面也与《人体构造》有一致性，是维萨留斯体系的解剖学译著，基本反映了16世纪西方解剖学的概貌。     

现代星座汉译名的由来与演变

早在8世纪左右,黄道十二星座的概念就传入中国,从明代起,西方近现代星座体系陆续传入中国.近几百年来,西方星座的汉语译名从初步使用、改变到最后定名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论文为理清这一现象的历史脉络,在查找、核对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现代星座汉译名的演变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的对比、考订和分析.星座译名的使用和变化,与国人对西方星座体系的了解、认识和全盘接受的过程也是一致的.论文还站在现代各学科沟通、融合的高度,对某些星座现译名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修改建议.     

从海德格尔的角度看保护自然美的实践选择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目前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传统西方哲学长期思维方式影响下,由现代技术带来的严重的主客二分。人以主宰者自居,妄图控制技术、改造自然,却不知自身早已沦为技术的工具,在技术的控制下将自然美单一化、人工化,使之失去了本真存在,人也在其中失去了关照存在的"诗意"本性,从而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本文以海德格尔之思论述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如何保护本真的自然美:人类应反思主体地位和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存在的本真维度中沉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重拾诗人本性,本己的融入自然之中,实现"诗意的栖居"之理想方式,领会并保护纯粹的自然美。     

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转变过程。观念层面上的科学观在主要的维新思想家那里体现出了明显的形上意蕴。他们不只是关注自然科学的探索本身,而是把科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一个方法体系和一种理性精神加以崇尚和信仰。而且,这种形上理解中包含了维新思想家建构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方案的尝试。     

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析

熊明遇生当明清鼎革之际“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他的主著《格致草》广被时人以至遗民征引和称颂。作为明末东林党的成员之一，熊氏对耶稣会士抱持开明的态度，并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正如书名所示，《格致草》的撰作，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格致草》当中，具见熊明遇从耶稣会士的译作中节引西学所函盖的多个领域，如天文学及相关科学仪器、气象学、世界地理及绘图、灵魂学说和创世理论。然而，约从清初行禁书之令后，《格致草》一书便销声匿迹，而国人也不复知此书仍存于天壤之间，熊明遇研究西方科学的成果又多被其门人游艺征引；游氏著作《天经或问》传入日本后，当中提及第谷学说和熊明遇的观点，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天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梅文鼎的日月五星左旋说及其弊端

在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中，左旋说到了明清之际已几成沉寂之势。清初，受到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梅文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左旋说。梅文鼎的左旋说，是建立在“天”有重数且是一个整体等说法基础上的——故承载日月五星甚至恒星的“各重之天”不得不在外层“动天”的掣动下一起左旋；同时，梅文鼎还有一个重要的辅助创见，即认为起制动作用的“宗动天”的枢纽是北极，而日月五星甚至恒星所在的“各重之天”的枢纽是黄极。这样，就解释了日月五星等在东西向的视运动之外还存在着南北向的视运动以及它们视运动迟疾的差异问题。此外，梅文鼎的模式尽管较诸传统的左旋说更具自洽性，在力学机制上也有所长，但与右旋说尤其是黄百家的右旋说相比，则具有更多的缺陷——主要是论理、实测和应用方面。最后，还探讨了梅文鼎左旋说的思想根源及其影响。     

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复兴的理论设想——以民国时期的优生学思潮为中心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在亡国亡种的威胁之下,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天演论》等著译作将人种改良的知识介绍给大众,试图以"优种"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优生学以现代西方科学的姿态进入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被崇尚人种改良的知识精英们视作可依附应用的科学实体,并以优生学为视角展开了关于如何复兴民族的讨论。民国时期优生学思潮的发展是19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外部威胁之下转型的一个侧影。     

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个问题

化学成分体系的确定是中国古代玻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采用外束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PIXE）、感应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ICP—AES）等技术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内外其他学者对古代玻璃研究的现有成果，从科技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玻璃（主要是东汉以前）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应加强对西周到战国时期中国出土的釉砂、玻砂、镶嵌玻璃珠（含陶胎镶嵌玻璃珠），以及伴随古代玻璃同时出土的绿松石等文物的科技研究，并结合对中国古代陶瓷和冶金技术的研究，以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     

高平子的天文历学研究

简单介绍了高平子的学术经历和著述概况，指出了以《高平子天文历学论著选》各篇为代表的高平子天文历学研究中所贯穿着的一条“以今译古”和“以今释古”的总方略，并具体分析了其深得西学精髓的“因图见证，设象求真”的分析方法，以及与现代天文学知识相结合的考据方法，评述了高平子站在现代天文学高处以一种融通中西古今的宏伟视野对古代天文历法问题做出的冷静判断和客观评价，并从高平子天文历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近现代天文学史的学术传统两个方面评价了高平子论著“继轨前贤，津梁后学”的重要意义.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中华医学会产生的社会时空背景

近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长期为欧美医学传教士主导。1915年中华医学会的创立，是中国人自主传播、发展西医的标志。本文旨在分析、探讨中华医学会产生的社会时空背景条件，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对西医的接纳与认同、本土西医人才群体的崛起、西医权威人物的出现以及中国博医会的中介与示范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华医学会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