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家与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关于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继清初的王锡阐之后 ,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 ,反而由于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 ,至少与王锡阐同时或稍后的梅文鼎 (持左旋说 )、黄百家 (持右旋说 )等人又以中西会通的视角 ,重启论争。黄百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 ,即主要以当时在中国最先进的西方第谷“准地心体系” (特别是其多重天说 )及其测定数据 ,对左旋说进行质疑 ,同时使传统右旋说克服了致命缺陷——日月高下与一重天之间的矛盾 ,而且还自然蕴含着左旋说在天体层次观念等方面的所长 ,从而又将传统的右旋说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说之争

日、月、五星右旋说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其说缘起不晚于战国时期历家多取此说进行日、月、五星位置的推算。日、月、五星左旋说首见地两汉晚期，后经宋代张载、朱熹等人的提倡，在宋、元、明时期曾风靡一时，两化争论涉及到日、月、五星是否是附着于天壳的没观念、对日行轨道的不同理解，以及君臣、阴阳关系等伦理问题，故备受天文历法界、思想界以至最高者的重视。由于右旋说对日、月、五星运动的描述远较左旋说精到，特别是对日     

试论梅文鼎的围日圆象说

为解决以前行星理论中宇宙论与计算之间存在的矛盾,梅文鼎提出"围日圆象"说,以为五星运行于以本天为心的岁轮之上,其轨迹成围日之圆象。这一理论为后世历算界所接纳,收入钦定《历象考成》之中。但是,梅文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计算层面上,并未深入到五星模型物理层面上的"实指"。乾嘉中后期考据学者多以历算研究为经学研究的工具。一些学者对小轮体系的实在性提出怀疑,认为"天体运动所以然之故终非可以臆度"。但"围日圆象"说在历算学中的地位并未被撼动。至晚清,牛顿引力理论传入中国后,仍有一些学者以"围日圆象"说为正理。     

天旋、岁差与中西之争——清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明清之际西方岁差的"恒星东移"解释传入中国,引爆了激烈的中西论争。梅文鼎通过对历算史的重构将"恒星东移"纳入中法范式,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弭。安清翘通过解构西学、回归中学,将"恒星东移"从中学体系剔除出去,同时对"西学中源说"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令人深思的是,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是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批评"西学中源说"则以否定西学优于中学为预设基础,立论虽然不同,但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即发扬传统以求超胜!就中学的维护和弘扬而言,"西学中源"的解构者安清翘甚至比倡导者梅文鼎更坚决、更彻底。岁差与中西之争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当时受到西学影响而升华的中国传统天旋模式之争这一深刻背景。三者复杂纠缠、整体联动,刻画出有清一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清晰而重要的线索。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

关于岁差,古代中国和西方天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天文学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认为是黄道沿赤道的西滑导致了冬至点的西退,从而致使"天周"与"岁周"不同.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只是一个历法概念.而古代西方天文学则继承了古希腊传统,将岁差解释为"恒星东移"的结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引入与中国传统岁差理论截然不同的"恒星东移"之论.当时恰逢"中西历争",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奉教天文学家和保守士人之间曾发生激烈争斗,而由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之论曾卷入这场争论当中.文章试图以"中西历争"为线索讨论当时不同背景中的士人或历算家关于此论的争议与解释.通过考察发现:"中西历争"之中,奉教天文学家藉此论宣扬西法之优越,保守士人则将其作为抨击奉教天文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一.而当时一些志在"会通中西"的历算学者对此却持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西学中源"说这一背景之下,梅文鼎等又通过历算史重构的方式将"恒星东移"之论纳入到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框架之中.     

关于张衡的“微星之数”

该文探讨了张衡关于恒星数（微量之数）有１１５２０颗粒一长期令人不解的问题,指出,１１５２０这个数实际上是古人认为的万物之数,张衡所说的是星数与万物之数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时指出,“微”字在古代描述日月星象时可作“食”解,此处“微星之数”的“微”字当是“微”字之误。     

“外星行星”和“反映运动”

大多数天文学家都坚信．在恒星世界中，行星系的存在是宇宙的普遍规律。然而用天文方法发现和检测太阳系外行星(extrasolar planet)，也就是“外星行星”(exoplanet)却是一项艰巨的观测难题。天文学家都知道行星在它所从属的恒星引力作用下，围绕恒星运行。同时还知道，行星质量比恒星小得多，引力也比恒星弱得多，但对恒星同样也有影响。在行星引力作用下，恒星随着行星的公转而作周期摆动。天文学家将因行星的存在而叠加在恒星空间运动上的附加值，称为“反映运动”reflex motion)。     

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

自明末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至清末,一直存在着时起时伏的“新旧之争”。在这种斗争中出现了一种“西学源于中法”说,此说对清代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清代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就数学发展的情形,对它的形成过程、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一、“西学源于中法”说从目前笔者见到的资料考察,此说最早由康熙提出,经梅文鼎(1633—1721)、梅(?)成     

明清之际定气注历之转变

考察了明清之际岁次历书中节气注历的转变.采用定气注历使得节气及闰月的推算变得复杂.明末,传教士天文学家以合天为理由论证定气注历的合理性.清初,定气注历正式颁行,成为中西历争中一个争议的焦点.南怀仁依然以“合天”为理由论证新法定气注历的合理性,并通过圭表测影对此进行展示,此法得以长期行用.王锡阐、梅文鼎等清初历算家对定气注历持反对态度,认为传统平气注历符合历法为敬授民时的功用,而采用定气则会导致“置闰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的结果.     

关于汉代的黄道坐标测量及其天文学意义

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上的周年视运动的轨道。两汉时期,黄道概念及黄道坐标被引入了天文历法的理论与推算。文章分析两汉时期对冬至点位置、黄赤交角、二十八宿黄道距度等黄道坐标基本要素的测量,论述黄道概念在汉代天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意义。文章还对中国最早的恒星位置的黄道坐标－“石氏星经”中的恒星“黄道内外度”进行了初步的数据分析和历史考证,认为最可能是在东汉时期测定的。最后文章从黄道坐标测量的角度,简要论述汉代     

薛凤祚科学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历学会通》对哥白尼日心体系的修改问题,科学史工作者提供的证据颇有说服力,应予以认真对待,但尚有探讨余地;明末清初正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数学与占验开始萌发分离动向的时期,薛凤祚是这一潮流的见证人和主要参与者。其占验思想是其科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给予宽容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薛凤祚的科学观是其科学思想的核心,研究它须以近代科学观为参照系,如此,方能正确判断其科学观的性质,厘清其中弥足珍贵的近代因素。     

中日方程论之比较

鼎盛于宋元时代的中算方程论在和算与清代数学中又有着新的不同发展，从和算这一角探讨中算方程论之特质与局限性，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对中日方程论之基础及发生机制的数理分析，比较了和算与清代方程论的不同成就及其成因，认为增乘开方法是中日方程论的基础，和算开方代数化与清代数学研究的注释性是造成中日方程论发展迥异的根本原因。     

华蘅芳的方程论研究

通过对《诸乘方变式》、《开方别术》、《开方古义》等著作的研究，阐述了清末数学家华蘅芳（１８３３－１９０２年）在方程变换理论、整系数数值高次方程求根方法，及其对“开方作法本源”的新探索等方面所作的出色工作，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清代数学家关于方程论的研究领域。     

试论李光地的中国传统天文学

李光地是清初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十分重视我国传统天文学与近代西方天文学的研究，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思想精华，在整理研究中传统天文学方面做出了贡献。该文就李光地在古老“天圆地方”说辨析上、传统地圆思想考释、重建《周髀算经》天文学体系以及提出新一代浑合通论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包山楚简历法新证

该文利用四分历步气朔公式，求历元公式和“借半日法”对包山楚简历法材料进行计算，证明包简主民日干支全部合历，楚国行用丑正殷历，产针“借半日法”的使用提到战国时期。     

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

异常天象在中国古代受到高度重视，是历代天文观测的一项重要内容。象人类对所有事物的认识一样，中国古代对异常天象的认识也是以最初自发的直觉认识为开端，形成异常天象的概念，在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关于自然的理论形成以后，对异常天象的解释随之产生。此外，按照占星术理解异常天象是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的一个重要侧面。     

俞樾废止中医的形象是如何建构的

将俞樾"废医论"视为民国废止中医运动的源头是一种臆想。从清代医疗文化的历史场景来看,当时社会存在着诸多对医家的负面认知--"庸医遍天下"、"医不昌后"、"行医杀人"等等,俞樾"废医论"是其中之一。只不过,这种认知更加学理化。由此推断俞樾废止中医的想法是对历史的误读。当代中医界学者对俞樾废止中医形象的建构,与他们遭受废止中医运动创伤的群体心理和因果论史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充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古人传统上认为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但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却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明末清初害虫认识及防治技术提高的原因

明末清初,人们对害虫习性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也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尝试利用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分析变化的原因。据ANT观点,害虫并不是被动地作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的对象孤立存在,它也是网络中的行动者。它的存在促使自然、社会各因素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并引起网络中的各种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运用ANT理论剖析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因素,由此为研究古代传统科技、文化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