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除阴历的新设想

自宋朝的沈括提出以“十二气历”代替阴历以来，中国屡有废除阴历的呼声。20世纪则明显形成了“废历”与“护历”的两大主张。这两大主张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在废除旧历后，依然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节庆习俗。考虑到废除阴历并不废除24节气，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节庆日在废除阴历后完全可以依据24节气来重新安排。     

科学预设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合理性，以中性的理由“降解”科学理性，从而难以解释标准及原则的合理性。由此可以得出当代科学哲学的两点教训(1)坚持科学预设的合理性是坚持科学合理性的前提；(2)坚持高层预设的合理性是挽救陷入困境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关键。     

科学预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     

中国古代历法推算中的误差思想空缺

以现代误差和近似计算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古代历法的误差思想空缺做初步的梳理和探讨.从对分数的使用、神秘数的使用以及上元的设立等特点,论证中历是一种追求把握完美天行的探索活动的结果.论证了中历一直缺少对观测精度、模型精度、计算精度的统一认识.对历代主要天文仪器的误差分析中,发现与早期测量夏至影长相比,历史上以冬至圭表影长为基准的测量回归年长度方法是一种倒退的技术.以《授时历》为主要案例,通过对历法的一些计算过程分析了古人对计算精度问题的认识偏差.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自然性”问题的厘清与辩驳

道德增强派与反增强派之间的博弈一直在持续，反增强派以“不自然”作为反驳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应用时，多从“自然道德被作为人为之物、道德医学化对道德疾病的等同、人性尊严受损与人格同一性的断裂”等方面进行论证，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增强派以“纳入科学研究范围、顺应大众的常见技术、道德治疗的优手段”为理由所作的“自然”角度的论证，也有较大漏洞，易被二次反驳。症结在于，以“自然性”作为一条规范性论据去支持与反对道德增强技术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自然”概念本身的歧义性与复杂性，对自然与非自然的判定标准及适用界限未达成统一，易陷入将其作为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误区。     

论证逻辑、非形式逻辑、论证理论

非形式逻辑在中国学界遭遇了“论证逻辑”的概论混淆甚至术语转换。这一不必要的转换不但抛却了已然辩护的“非形式”标识，而且还挑开了论证理论中证成“逻辑学”品性的难题。同时，“论证逻辑”只有解读为“论证理论”才具有合理性，但论证理论与非形式逻辑仍不对等而是有种属之别。     

理由与证据——实用主义与证据主义之争

理性曾被认为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标志,而理由是理性的基本构成要素。如果一个行动或信念是合理性的,那么至少得有好的理由来支持它。证据主义者认为,相信的理由就是证据,只有证据能够合理化一个信念。实用主义者坚决拒斥这种想法。他们主张实用因素也能成为相信的理由,在信念的形成与证成中发挥作用。这场争论推进了人们对理由的理解。因果论证与反思论证是支持证据主义的两个基本论证,然而它们都有各自的缺陷,没法彻底击败来自实用主义的挑战。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证,即奠基论证,能够更好地回应实用主义。它的基本想法是信念必须能够基于理由,却没法基于实用因素。同时,这种基于关系可以用干预主义因果理论加以说明。     

当代科学研究需要理由吗?

当代科学研究与社会和经济频繁互动决定了科学研究不仅需要理由,而且不同利益相关者需要不同理由.然而出于科学自治和政治需要,科学研究呈现的理由往往被“泛化”为“安全”和“福祉”,看似不需要理由.实际上,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制度后,“理由”成为科学共同体与政府进行委托代理交换的桥梁,这个桥梁主要以“同行评议”和“专家咨询”具体实施.这两种交换机制,对科学研究本身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神经”(shenjing)

最早将西医中“神经”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人是英国传教士兼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1857年,合信在《西医略论》一书中多次提到神经,只是他不用“神经”来指称,他用了“气筋”和“脑气筋”这两……     

《五纬历指》中的宇宙理论

《五纬历指》总论中的古图和新图分别代表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和第谷提出的折中宇宙论,文章分析了书中关于这两大主要宇宙论的异同之处,从西方宇宙论传入中国的分期和相关文献入手,对于《五纬历指》引入第谷体系的合理性进行评述和论证,并和西方当时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第谷许多较前人先进的观测理论以及计算与实测相吻合的特征,符合中国改历的需要;由于传入的西方宇宙模型相关理论的缺失,《五纬历指》强调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描述,进而导致西方宇宙体系引入的混乱,对第谷体系的论证显现了耶稣会士对传入的西方宇宙论的态度及其论据的不足和矛盾之处。     

近代早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物理学交流

中国明代末叶至清代末年，与日本江户至明治时代，在历史年代上相当。其间，两国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与影响。１７和１８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包含物理学知识的著作传到日本。１９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来华新教传教士译述的一些物理学书籍在日本被注释翻译，甚至用作教材。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甲午战争的结局，使两国之间科技交流的态势发生逆转。２０世纪初，中国根据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翻译和编译了许多书籍。同时，中文物理学名词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日文汉字译名的影响。     

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析

熊明遇生当明清鼎革之际“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他的主著《格致草》广被时人以至遗民征引和称颂。作为明末东林党的成员之一，熊氏对耶稣会士抱持开明的态度，并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正如书名所示，《格致草》的撰作，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格致草》当中，具见熊明遇从耶稣会士的译作中节引西学所函盖的多个领域，如天文学及相关科学仪器、气象学、世界地理及绘图、灵魂学说和创世理论。然而，约从清初行禁书之令后，《格致草》一书便销声匿迹，而国人也不复知此书仍存于天壤之间，熊明遇研究西方科学的成果又多被其门人游艺征引；游氏著作《天经或问》传入日本后，当中提及第谷学说和熊明遇的观点，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天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

统计和分析我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有宿度的正史日食记录主要集中在两汉、唐朝、宋朝和清朝。这些宿度记录显然是事先或事后通过计算得到的。明清两代某些地方志追溯了过去朝代发生日食的宿度,但所记当代的宿度却大多是错误的。通过与现代计算结果的比较,发现两汉的宿度记录是按照太阳的平运动来计算的,唐代日食记录对太阳不均匀运动作了改正。通过与古代历法中计算结果的比较,探讨了两汉和唐代日食宿度记录的来源。     

明末清初的科学话语空间——观察西方科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视角

关于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西学对中国科学和文化影响的评价,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争论非常激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中西会通之后,西学以何种形式在中国存在？其实,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过程中存在两种话语空间,即公共话语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皇帝、士大夫、民众和传教士在两种话语空间中的言语表现并不一致,话语权力也不一样。建构话语空间的力量根源在于社会形势、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西方科学更完整真实地保存在私人话语空间。科学话语空间有很强的修辞性。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明末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欧洲科学和宗教。为消除接受西学的障碍,一些文人提出不同学说,为输入西学铺路,这些学说后来被清初学者所采用。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对西学的看法,特别是分析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发展的源流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     

“螺旋”“螺丝”“螺钉”“螺丝钉”探源

螺旋分内螺旋和外螺旋,在机械中应用十分广泛。它来自西方,在17世纪传入中国。汉语中表示这种意义的“螺旋”一词,最早见于1612年耶稣会士熊三拔的《泰西水法》。“螺丝钉”的出现在此之后,见于1626年另一位耶稣会士汤若望的《远镜说》。之后,又产生了“螺丝”“螺钉”“螺蛳钉”“螺旋钉”“旋螺钉”等词,这些词有的已经淘汰,有的则沿用下来。     

邢云路测算回归年长度问题之再研究

按照文献记载，明末邢云路在兰州通过6丈圭表实测晷影，得到了中国传统历法史上最为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通常认为这一精密回归年长度值的取得是由于他使用了中国传统历法史上最高的圭表，从而减小了观测的系统误差所致。该文通过分析发现：邢云路所留下的影长实测值的误差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他之所以能得出如此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完全是因为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事实表明，早在他进行立表测影的十多年前，他已经掌握了与这个值精度相当的回归年长度值，据此揭露了官方历法系统的误差并立呼吁改历。在他的改历建议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增强自己见解的说服力，他着意安排了这次测影活动。但是，由于他所处年代特殊的天文条件，他所用的由测量表影来推求回归年长度的方法本身的可靠性有限，所以，他最后对测影结果进行了调整，使之能够导出他想要的最终结果。至于他最初是如何得到如此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并确信其可靠性的，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中医术语“情志”英译刍议

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提出“情志九气”,后“情志”一词在中医学中获得广泛运用。这一术语虽有被译作“emotion”的先例,却不如心理学和生理学术语“情绪”译为emotion有据可查。文章欲通过“情志”与“情绪”二词比较,为“情志”英译提供支撑之据。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明末清初害虫认识及防治技术提高的原因

明末清初,人们对害虫习性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也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尝试利用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分析变化的原因。据ANT观点,害虫并不是被动地作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的对象孤立存在,它也是网络中的行动者。它的存在促使自然、社会各因素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并引起网络中的各种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运用ANT理论剖析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因素,由此为研究古代传统科技、文化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