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科学社团和航海:17—18世纪英国的皇家学会和科学航海

17世纪,英国宗教与科学的联盟关系为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科学因此获得社会高度赞许,科学活动成为中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中产阶级通过参与和主导科学社团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社团,皇家学会贯彻了实用的科学哲学观,并对科学航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8世纪,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竞争促使英国积极参与航海探险,从中获取科学优势,进而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皇家学会为科学航海提供资金和研究人员以及观测研究的专业性指导,而航海家们的积极合作使得学会和航海之间产生了良性互动,并推动着18世纪英国航海获得比同时代其它国家更大的成就。     

17世纪的自然哲学猜想和植物移植项目：茜草的案例（染色茜草）（英文）

近些年，科学史中的园艺学和植物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博物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近十年来颇受关注的知识形态，用于解释近代科学的、定性的、活力论的自然科学到18世纪机械物质观和生物分类议题的转变。许多研究18世纪的历史学家特别提出，作为全球生物分类枢纽，植物园为殖民科学和帝国管理而服务。本文论证了在早期现代的植物学项目中，包括殖民地的植物学项目，自然哲学持续的重要性以及自然法术和炼金术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本文强调，在此期间自然哲学猜想的不确定性支持某种促进知识的观点，即增加人类驾驭自然和世界的能力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     

布鲁诺·拉图尔理论视域下的库克科学航海

詹姆斯·库克于1768-1779年间三次奉命带领船队前往太平洋进行航海探险。和以前的航海探险家有所不同,库克的航海探险更加具有科学性,这不仅体现在由优秀科学家组成的随船科学团队,还有为航海船只所配备的先进的科学考察仪器和设备,更为重要的是库克船队在航海探险过程中运用的科学考察方法。运用布鲁诺·拉图尔的"计算中心"理论,库克科学航海的意义将会得到重新审视,并被解读为一种英国强国统治权的延伸。通过观察、收集和整理等科学研究程序,库克科学航海将太平洋海域的岛屿和大陆信息纳入英帝国的殖民版图和知识框架之内,从而建立并加强英国在太平洋海域的影响力。     

如何看待shoot一词的中文译名

Ｓｈｏｏｔ一词的中文译名 ,在审定《植物学名词》时 ,曾经过很多次讨论 ,仍未能订定一个合适的名词。这一名词 ,在 2 0世纪 4 0年代初期 ,欧美植物形态解剖学界以专业名词形式风行以来 ,我国植物学和农林学术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法。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究其原因 ,可能由于ｓｈｏｏｔ这一名词是后来植物学家们借用原来的一个普通英文词赋予新的专业内容的缘故。现在植物学家都已认为ｓｈｏｏｔ这一名词是和根 (ｒｏｏｔ)相对而言 ,特指陆生植物所有地上的部分 (少数在地下生长 ) ,包括了茎、叶、花、果、种子等等。因为茎、枝和叶…     

19世纪中英科学网络中资金和信息的不对等流动——以史温侯和达尔文、胡克的联系为例（英文）

史温侯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他在领事工作之余发现了大量鸟类和植物新物种,使其成为鸟类和植物学家。史温侯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和达尔文、约瑟夫·胡克等学者保持经常性联系,这种联系是19世纪中英交流网络的一部分。分解介绍史温侯的多重身份——外交官、鸟类学家和植物学家,发现动、植物研究团体的沟通是相互独立的,即科学家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和外交官们产生联系。英国科学家和外交人员之间的交流网络以前者为中心:科学家发出指令、获取信息和标本。     

性别之眼:帝国博物学家玛丽安·诺思的思想及其冲突

玛丽安·诺思是19世纪帝国博物学的女性代表,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热带地区,探险途中完成的800多幅博物绘画在邱园的诺思画廊永久展览。在性别视野下探讨帝国博物学,可以发现诺思的帝国思想和性别观念与传统女性相背离,却又呈现出矛盾的一面。她将自己当作权威的博物学家,与博物学家精英圈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时常流露出英国子民的身份优越感和帝国主义思想,其探险和个人画廊都受益于帝国博物学网络。诺思的帝国野心里夹杂着浪漫主义的自然情怀,她拒斥以婚姻和家庭中心的传统女性生活、崇尚独立和自由,却又反对女权运动,其博物油画精确却不遵从传统的水彩植物绘画风格和图式。从诺思身上也可以一窥帝国博物学中的女性角色以及性别意识在其中的影响。     

如何看待shoot一词的中文译名

Shoot一词的中文译名,在审定<植物学名词>时,曾经过很多次讨论,仍未能订定一个合适的名词.这一名词,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欧美植物形态解剖学界以专业名词形式风行以来,我国植物学和农林学术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法.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究其原因,可能由于shoot这一名词是后来植物学家们借用原来的一个普通英文词赋予新的专业内容的缘故.     

从花神到植物学:论科学的女性标签

植物学在18、19世纪的英国成为盛行的文化活动,女性的参与尤为突出。女性与植物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她们与植物的形象也常常被联系在一起,加上当时女性受限的科学教育、性别意识形态、林奈新方法的简单易行和植物学本身的特点等原因,让女性活跃在植物学文化中。植物学也因此有了性别化的标签,这为科学性别色彩的探讨提供了最直接的例子,以此追问和反思科学史研究中各种"女性"标签的局限性,如女性科学,女性气质的科学,女性主义科学等。     

古植物学名词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联性

古植物学研究生活在地质历史时期的植物，这些植物以化石标本或者植物遗存的形式保存在沉积地层中。古植物学属于连接地质学和植物学的交叉学科，其名词既具有地学色彩，又具有生物学内涵。本文分析了古植物学名词的构成、来源，以及与相关学科名词的内在关联。     

夏纬瑛《植物名释札记》补正

我国著名农学家和植物学家夏纬瑛先生的<植物名释札记>是专门研究汉语植物命名的重要著作,它不仅对于植物学、医药学等自然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汉语语源学、名物命名学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植物名语源与物性二者之间更倾向于物性上的观察,在运用语言方法说解名物语源时存在随意音转、破假借、拆裂联绵词、误释词义等错误方法.     

植物中文命名应有法规

菊科的大丽花,北京叫西番莲,而在西番莲科中有一种植物也叫西番莲,大丽花是草本植物,其中文名译自英文dahlia,西番莲为藤本植物,这两种植物没有亲缘关系,这是异物同名。同样是大丽花,也叫天竺牡丹,在广东则有三种叫法：大理菊、苕菊、洋芍药;而西番莲也叫转心莲、西洋鞠,在云南叫洋酸茄花,在广西叫时叶草,这是同物异名。植物中文名的混乱,在工作和生活中增加了许多麻烦与困惑。植物拉丁学名的命名要好得多,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确立了生物分类的双名法,每一物种都给以一个学名,学名由两个拉丁化名词组成,第一个代表属名,第二个代表种名,即种的名称是一个属名后面加单个种加词(specific epithet)的双名组合。例如大丽花的学名为Dahlia pinnata Cav.,它是1791年由植物学家Antonio Jose Cavanilles(卡瓦尼列斯)定名的;西番莲的学名为Passiflora coerulea Linn.,它是1753年由林奈(Carolus Linnaeus)定名的。种和属的学名后常附定名人姓氏,以标明来源,便于查找文献,有时还要注明定名的年代。双名法的确立结束了动、植物分类命名的混乱局面,大大促进了科学分类学的发展。分类名称要求稳定,一个属或种只能有一个学名,如果有两个或多个时,便是“同物异名”,必须于其中核定最早提出的学名,摒弃较后的异名。一个学名只能用于一个对象(属或种),如果有两个或多个对象者,便是“异物同名”,必须于其中核定最早的命名对象,而其他的同名对象则另取新名,这叫做“优先律”。植物的命名依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其实它是世界各国植物学工作者在处理植物名称时所要遵守的规则,其本身并无任何法律的意义,“法规”(code)一词乃是我国学者的习惯用法而已。《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第1版产生于1905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第2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国际植物学会命名法分会专门从事法规的修订工作,每一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之后出版的新版法规,均毫无例外地取代以前的各版法规,成为当前有效版本的法规。植物中文名命名目前没有正式法规(或叫规则)。共126卷册的《中国植物志》已全部出版,这对统一植物名称是十分有意义的,但《中国植物志》对植物中文名只要求“选择其一个为正名”,其余名称为“别名”,由于受作者地域性限制或个人的偏爱,在名称取舍上有很多个人主观成分,而各省(自治区)出版的地方植物志,在名称上也不尽与《中国植物志》一致,因此,制订植物中文名命名法规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有专门研究植物命名法规的,并且为国际植物学会命名法分会的委员。近年研究法规后继乏人,在修改法规的国际会议上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其实,我国对植物命名的研究是有基础的,早在1954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编订的《种子植物名词》对中文名有18条审定原则,《中国植物志》以及一些专业刊物对此也有一些规定。植物种类繁多,欲求审订完备,决非短时间内所能完全实现,但是首先必须对这一工作的意义,确定共同的认识,使植物名称涵义精确,切合实用,不拘于旧习。《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指导思想是：“植物学需要一个被各国植物学家所使用的、精确而简单的命名系统,一方面处理用于表明分类群或分类单位等级的术语,另一方面处理应用于植物各个分类群的学名(scientific name)。给予某一分类群一个名称的目的不是为了指示其特征或历史,而是为了提供一个称呼分类群和表明它的分类等级的方法。本法规旨在提供一个命名分类群的稳定的方法,以期避免使用那些可引起误会、含糊不清或含混抑或使科学陷入混乱的名称,并将这些名称废弃。本法规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产生无用的名称。”这些宗旨也适用于植物中文名的命名。动物和微生物也有国际命名法规,它们的中文名命名也应有类似的法规。     

男性影响下的双面科普作家:简·劳登和《给女士写的植物学》

简·劳登是19世纪科普作家,出版了20余部植物学和园艺学作品,《给女士写的植物学》是其植物学代表作。在高度性别化的维多利亚语境中,劳登的生活和职业都受到男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身为园艺师约翰·劳登的妻子,她有学习植物学和园艺学的动力;丧偶和债务让她走上职业科普作家之路;采用低成本的黑白木刻插图,注重其解释功能而非美感;紧随植物学家的步伐,走向现代化的植物学,包括采用自然分类系统、再版去除有性别指向的标题;告别老传统中女性喜欢的书信体和对话体植物学写作,采用男作家更认可的教科书风格等。劳登和这本书既体现了她作为传统的中产阶级女性和职业的科普作家的两面性,也体现出科普写作老传统和新传统的两面性。     

里斯本之旅

葡萄牙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于各欧洲强国，也渐渐远离了国际主流舞台。葡萄牙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首都里斯本位于境内特茹河的出海口，是由七座小山丘组成的城市。这样的地理位置使的葡萄牙成为航海探险的先驱，     

产业型植物园的创建研究

针对我国植物园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现状,对兴隆热带植物园创建科研、开发、旅游三位一体产业化模式的思路、内涵及技术方案进行分析,并总结其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促进了植物园科技、经济和生态的紧密结合,综合效益显著.     

卢梭的女性植物学

卢梭的植物学之路与三位女性有着密切联系:华伦夫人让他首次接触了植物学;波特兰公爵夫人为卢梭学习植物学提供了帮助和指导;德莱赛尔夫人则使卢梭成为温情的导师,写给她的《植物学通信》成为广受欢迎的植物学入门指导书。卢梭认可女性在植物学上的才能,支持她们学习和研究植物学,他和波特兰公爵夫人的关系也一改科学中男性占主导的模式。卢梭倡导适合女性的植物学研究,重视实践和修养,反对学究式的学习,将道德培养融入其中,让女性的植物学教育得到社会认可。卢梭的植物学写作方式被女性植物学传播者们竞相模仿,他推崇的女性植物学促进了植物学文化的兴盛。     

细胞学说的产生、发展与有关争议

自1665年英国物理学家胡克(R.Hooke,1635—1702)观察软木发现细胞,到1838—1839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M.J.Schleiden,1804—1881)和德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施旺(Th.Schwann,1810—1882)发表、出版《植物发生论》、《动植物结构和生长一致性的显微研究》,建立细胞学说,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细胞学说的产生既反映了十七世纪以来自然哲学、生物学、医学发展的影响,也表现了施旺摆脱活力论的思想束缚,用物理化学规律解释生命现象的强烈愿望。因此,本文拟     

被遗忘的自然体系传播者(1790—1820)

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方植物学界所采用的分类体系经历了从林奈人工体系到裕苏自然体系的转变。在美国,率先关注、呼吁采用自然体系的是一群药物学教授兼植物学家们。他们这样做有非常实际的动力,即通过植物间的自然关系来寻找具有相似药性的植物。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植物分类学者们构建自然体系的目的之一。这些学者大都相信,完美的自然体系不但能反映植物外部形态之间的相似性,也可反映其内部特性之间的远近关系;不过与此同时,还有一小部分药物学教授认为,可为植物药性提供确定依据的是化学分析而非自然关系。前者对自然体系的追求为进化论的提出打下了基础;后者的化学进路则通向了现代西方药学。     

关于清朝乾隆时期中英之间的一次科学交流——1792-1794年英国使团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

1792-1794年,马嘎尔尼率英国大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世界近代以来两大帝国之间发生的首次大规模外交活动。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希望借此增进对中国博物学的认识,实现对中国动、植物资源的科学与经济价值使用,以增强大英帝国实力,于是便主动帮助使团制定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规划。抵达中国后,以斯当东为首的博物学团体记载下大量博物情报,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并多次与班克斯通讯,报告在中国的博物学见闻。英国使团的博物学活动体现出该时期中英科学文化交流与"西学东渐"十分不同的特点。     

胡先骕 让世界认识中国生物学

<正>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家,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中国生物资源极其丰富,自16世纪起就有外人来华采集,到19世纪中叶则有更多的生物学家、采集家、探险家来华采集,所得都运回自己国家,收藏在各大植物园或自然历史博物馆。胡先骕还在美国留学时,就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所以,他组织领导的研究工作,就从大规模采集中国植物入手……     

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道,马可波罗的中国和远东地区游记使他一举成名,并成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但是根据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佩特里拉教授带领的考古小组的古学家们称马可·波罗——这位宣称在中国和远东生活数年的威尼斯冒险家其实最远只到过黑海,从未到达过中国和远东。而那些流芳百世的探险事迹也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