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限度和其超越

本文通过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限度的逻辑和历史的分析，指出：人类要超越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限度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与自然不可能客观上平等；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以评价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终裁决者只能是人而不是其它；现代思想家们试图消解人与自然二分理论的基础－主－客体二分理论，也是矛盾重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悲剧的临近，也不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错误，相反，只要我们在这自然限度内活动，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克服人类的“思想的狭隘性”，光明的前途仍属于人类，也属于自然。     

自然约束下的现代科技与社会关系模型探究

以往的STS研究多着眼于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从根本上揭示和解决能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的问题,只有把自然纳入到STS学科之中,让自然成为STS中的已构成成分,才能更好地审视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自然和社会中的问题,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构模型的方式把自然纳入到STS的学科体系之中,分三个部分揭示了自然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约束作用,并提出把自然因素纳入到STS的体系之中,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的探索,意味着STS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重构。     

慎重对待人的自然--从人的自然属性看科技

本文从人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自然体、夫妻之间及其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然体与大自然的关系等）考察了当代科技的发展趋势和问题，认为科技应该非常慎重地对待人的自然属性，因为真正属于人的自然是人之整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是对人和自然界价值论地位的三种确立方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否定性的关系；自然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肯定性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对立统一之合理的“度”或“点”在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在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从自然概念的变迁看环境伦理与生态伦理的差异

在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中,表面上将自然与环境作为同一个概念来使用,而实际上暗含着根本性的转折:从自然向环境的重心转移,反映了人对自然态度的变化,并预示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的趋向。由是观之,环境伦理不过就是现代社会伦理的延展,尚未改变保护自然的伦理次序:把原有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加以推广,把生态平衡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加以重视,以为就此达到了环境伦理的目的。与此不同,生态伦理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最终会对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触及人的根本利益。     

人是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质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是人的一部分"

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中心论主张“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自然中心论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无论是把自然完全归属于人,还是将人完全归属于自然。其建构的人与自然关系都属于“主一奴关系”。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自然即不从属于人,人也不从属于自然,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应该是：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就植根于人与自然的这种本质一体的关系之中。     

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

“自然价值”是反映、概括和表述人与自然的一种特定的实践－认识关系的哲学范畴,其主体必定是人,只能是人;依据人的需要,自然具有四种价值：资源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人类作为自然价值的主体,不仅是自然的资源的开发者和享受者,而且是自然生态进化的保护者和引导者。离开人类主体的需要去讨论自然价值,是对“自然价值”的曲解和误用,依据这样的概念和范畴所建构起来的所谓“生态伦理学”,其科学性是令     

“另一种科学”:重思歌德自然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歌德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进行着“严肃的自然研究”,并留下大量著述。他的植物变形思想与达尔文演化论的关系，色彩学与牛顿光学的冲突，成为科学史家们津津乐道的公案。实际上，歌德自然研究与上述科学的根本不同，并不在于具体观点，而在于背后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假定和独特的精致经验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作为关于自然的“严格科学”,强调了自然观上的整体性、动态性以及主体的参与性。从今天看，歌德的研究范式延续和开辟出“另一种科学”,这对牛顿式科学具有很好的补充和纠偏作用。     

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及其两者的解放——莱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思想评析

本文主要阐述了莱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如何摆脱这种控制的思想。莱斯对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关系的揭示有理论和现实价值。但通观莱斯的观点,也存在如下局限:过于强调伦理的作用;对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认识不足;对生态灾难的复杂的原因缺乏总体的考察;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略论古希腊的自然观及其生态意蕴

古希腊的自然观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它开启了各种可能。在此我们要审慎地看待希腊哲人的超越性(他们也同样首先是内嵌于文化传统的个人),要对逻辑化的结论保持健康的怀疑:古希腊自然观并非物化地看待自然的开端,它为人类超越地审视自然提供可能,但同时也为人类蒙蔽于自然之内的宗教信念提供支持;古希腊自然观并不系统,在不同理论之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差异,是孕育此后诸多生态观念的温床。古希腊自然观所表现出的极强的可塑性,根源于自然哲学家们尝试性地探求自然的秘密,但并不对象性地究诘自然;他们以经验现象作为依据和起点,但总是回归到形而上学之中去。总而言之,从生态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古希腊的自然观会发现,它是促发生态思想发展的无限可能的最初构架,是生态思想生长的亦此亦彼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