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性别与科学:贵格会作家韦克菲尔德及其植物学

贵格会崇尚简朴实用,热衷科学尤其是植物学,主张男女平等,支持废奴运动,鼓励慈善。贵格会女作家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是英国18、19世纪女性科学传播者的典型代表,在亲切的科学写作中渗透着宗教信仰、道德教育和自然情怀等。她的《植物学入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姐妹间温情的书信里传授植物学知识,注重植物的实用价值,强调上帝的智慧。韦克菲尔德的科学传播、慈善事业、性别观念等都深受贵格会教义的影响,作为科学传播者和温和的女权主义者,她的故事与著作展现了科学文化与宗教情感、社会性别交互的别样图景。     

卢梭的女性植物学

卢梭的植物学之路与三位女性有着密切联系:华伦夫人让他首次接触了植物学;波特兰公爵夫人为卢梭学习植物学提供了帮助和指导;德莱赛尔夫人则使卢梭成为温情的导师,写给她的《植物学通信》成为广受欢迎的植物学入门指导书。卢梭认可女性在植物学上的才能,支持她们学习和研究植物学,他和波特兰公爵夫人的关系也一改科学中男性占主导的模式。卢梭倡导适合女性的植物学研究,重视实践和修养,反对学究式的学习,将道德培养融入其中,让女性的植物学教育得到社会认可。卢梭的植物学写作方式被女性植物学传播者们竞相模仿,他推崇的女性植物学促进了植物学文化的兴盛。     

男性影响下的双面科普作家:简·劳登和《给女士写的植物学》

简·劳登是19世纪科普作家,出版了20余部植物学和园艺学作品,《给女士写的植物学》是其植物学代表作。在高度性别化的维多利亚语境中,劳登的生活和职业都受到男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身为园艺师约翰·劳登的妻子,她有学习植物学和园艺学的动力;丧偶和债务让她走上职业科普作家之路;采用低成本的黑白木刻插图,注重其解释功能而非美感;紧随植物学家的步伐,走向现代化的植物学,包括采用自然分类系统、再版去除有性别指向的标题;告别老传统中女性喜欢的书信体和对话体植物学写作,采用男作家更认可的教科书风格等。劳登和这本书既体现了她作为传统的中产阶级女性和职业的科普作家的两面性,也体现出科普写作老传统和新传统的两面性。     

民族植物学被现代科学改造中的欠缺的探讨

民族植物学是植物科学内处于边缘地位的一个研究领域。为了脱离边缘地位,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路径逐渐从"民族学"路径转向"科学"路径。经典民族植物学研究成为实验民族植物学研究之后,它将进入以鉴定单一活性成分为研究目标的实验室权力空间。实验民族植物学通过"可视化"操作实现"功能结构相统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社会资源。但民族植物学进入实验室阶段后,传统知识中内化的民族世界观会被科学世界观所取代,传统植物知识可能会成为资本掠夺的目标,落入私有产权领域,从而失去其所有权。     

女性主义科学批判进路解析

女性主义以“性别分析”为核心展开其科学批判与科学研究,在传统科学观、建构论与科学实践论三种视域中形成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1)在传统科学观视域中,女性主义主要以“概念分析”为进路,试图通过对理性、客观性等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揭示科学中的性别歧视与男性气质,并以女性气质、女性主义新客观性等概念构建其理论;(2)在建构论视域中,女性主义以“理论建构”为进路,试图通过对建构表征与反身性困境的批判和反思来构建女性主义科学衍射新模式与科学主客体交互关系理论;(3)在科学实践论视域中,女性主义以“异质性因素的动态分析”为其进路,使其科学研究视域转向性别、种族、阶级等异质性因素与科学的动态作用研究,揭示性别差异的多层次性与科学文化的多样性.     

论女性本质的技术介入

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是表征了性别统治的行为意志。女性是抽象的,也是历史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成为女性主义和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新课题,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延伸与交叉,而更是源于当代女性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解析都离不开对方的介入。随着技术的现代化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优势不仅不低于男性,而且在除了工程技术范围之外的广泛领域呈现出具有统治意义的鲜明特征。在技术领域的"孤岛"上,男性因为自身体力而不是智力的优势,保持一定的主导地位,但统治范围和程度也不断下降。技术改变了男性,也改变了女性。女性的本质随着技术的革命而展开,男权社会与女权社会之争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的女性本质特征的一部分。     

她们

正与男性科技工作者相比,相对"低调"的女性科学家在实验室做了什么?科研成就有哪些可以称道的地方?本刊从诺贝尔奖、《自然》、《MIT评论》、2017——CCTV科技创新人物、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评选中选出6位(排名不分先后)有代表性的女性科学家,分享她们的科研之路。艰苦奋斗、低调谨慎貌似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标签,但新时期     

科技“她力量” 绽放璀璨光芒

<正>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女性。性别不应成为科研领域女性实现科学理想的制约,女性应是科技时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支持科学领域的女性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不仅要鼓励更多女性加入科学领域,还要明确女性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     

信息技术女性用户对信息技术设计的影响

女性直接参与信息技术的比率决定其影响信息技术设计和享受衍生权利的大小,致力于提升女性的直接参与却受制于教育、社会、习俗,但仍有乐观的间接通道:信息社会为信息技术女性用户激发、引导、修正信息技术提供了契机,"女性与男性平分了权利"。直接、间接影响来自于性别分化与信息技术的关联的历史因缘,女性主要是基于习俗、生理、家庭而不是基于天赋、教育减少了对信息技术职业的选择。信息技术女性用户的"间接影响"是"妇女个性理论""妇女医疗理论"社会认同的逻辑延伸,表现为"女性虚拟社会""女性情感计算""女性头脑风暴"等多种方式。妇女通过"信息技术用户"的角色,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涌现万众技术创新和治理创新。     

美国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界性别分层研究的综述

本文中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美国科学社会学、主要是默顿学派关于科学界性别分层的研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综述。美国对女性科学家地位的研究兴起于七十年代，以朱克曼和科尔为代表，其研究成果包括对女性在科学界受歧视现象的描述、对性别歧视的若干理论解释等。这些研究对我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于农業生物学和“植物学杂誌”的錯誤立场

在1958年12月14日的苏联真理报上,該报编辑部发表了“关于农業生物学和‘植物学杂志’的错誤立场”一文。該文首先阐明米丘林学說对科学的巨大贡献,然后批評‘植物学杂志’对米丘林派学者李森科的攻击。“植物学杂誌”宣布植物阶段发育、获得性遗传、营养杂交等学說是不科学的,     

“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对一项典型蒙古传统科技的性别研究

传统蒙古社会中的"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都具有很强的文化特殊性,而且它们之间密切相关。一方面,养马知识是传统蒙古男性鲜明的性别特征,是他们社会化的必备经历,也是他们男性气质塑造以及性别秩序形成的重要影响要素。另一方面,男性群体是蒙古传统养马知识的主要创造者、使用者、传承者。这种对"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复杂联系的讨论,将把传统科技与日常生活、传统科技与普通民众相互关联起来,从而进一步展现传统科技的特殊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传统性别文化的特殊建构过程。     

《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

19世纪中叶编译自林德利植物学著作的一部图书--<植物学>在中国出版,对中、日植物学发展均有重要影响.<植物学>中有丰富的但以前不大为人们重视的自然神学思想.<植物学>所依据的林德利的那部植物学著作中其实并不涉及自然神学,但<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可以追溯到英国自约翰·雷到达尔文的自然神学传统.从更开放的心态来看,自然科学与自然神学的捆绑或科学与价值的结合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一件好事或者一种要求.     

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要弄清二者的关系,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选择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为切入点,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对儒学施加作用,引发了儒学的相应变化:知识观点、理论内容和理论结构的变化,以及基本观念的变化等,也引发了主要从属于儒学的中国传统科学的相应变化。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儒学对科学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而选择的结果,又进一步表现为欢迎、拒斥、建构和同化等具体形式。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不断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融入儒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儒学排斥科学是局部的、非根本的,促进科学则是整体的和根本上的;科学与儒学协调发展的前景无限广阔。     

《救荒本草》科学思想略论

《救荒本草》蕴涵的科学和创新思想,是作者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当时中国古代科技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该书中植物学、农学、物理、化学、医药学、资源开发利用和救荒等科学思想应被系统研究。将它与西方科学比较,找出其科学特征,总结它在中外学界的影响,并借此阐明中西方科学或察同或求异不同发展路径的原因。     

科学成为“公众知识”——18世纪英国的科学与文化

18世纪"显著地"成为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科学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获得了稳固的地位。通过出版物和巡回讲座,科学被传播到空前广泛的范围。通过皇家学会和皇家工艺学会、外省科学学会、非国教学院、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科学学会等组织化渠道,科学与工业得到了有效的结合。作为文化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科学成为英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科学知识成为"公众知识"。这种科学融入近代文化所产生的飞跃与科学革命本身一样重大。     

“科学”与“宗教”概念的演变——评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宗教"和"科学"这两个文化范畴对于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遗产最为重要,但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与"宗教"都是相对晚近的观念,是在过去三百年里在西方出现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和"宗教"这两个概念起初都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者说"德性",到了16世纪则渐渐成为首先通过教理和实践来理解的东西,成了命题式信念系统,这种客观化过程是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前提。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传统叙事,无论是冲突、独立、对话和融合,都无法刻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和"宗教"并非划分文化领土的自明方式或自然方式,它们既不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特征,而是因为独特的历史情况而形成的。无论是持冲突观点,还是持融合观点,都同样巩固了"科学"与"宗教"的现代边界。     

严复论格致与科学在方法上的差异

"科学"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传统学术术语"格致"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科学文化东渐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者之间又有本质不同。严复同样曾以"格致"对应西方科学,并从材料的收集(考订)、获得一般性认识(贯通)和验证所得一般性认识的可靠性(试验)等治学方法的三个层面对格致与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尽管其部分观点不免绝对,但他的这项工作在当时确起到溯本清源的作用,并对当下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对话、交流以及培育适应科学发展的新的文化传统仍不乏启示意义。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21世纪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创新导向——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三十周年

自有大学以来,大学就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尽管欧洲早期著名的大学都诞生于"黑暗的中世纪"后期,但传统的大学精神毕竟包含了"自治"与"学术自由"两层意思,即使在当时不能全部实现其理念,但一直是大学人的理想.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大学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渗入了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在大学文化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嬗变革新中,作为倡导科学精神与弘扬人文精神的阵地,<自然辩证法通讯>推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为新的大学文化理念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大学文化步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