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孟子性善论的重构

戴震对气、欲、才三个关键词进行梳理之后,试图重构孟子的性善论。它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准备阶段,东原以孟子为集中意识,指出程朱论气、欲、才违背了《孟子》文本,从而对当时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心性论进行了批判;后是建立阶段,东原以孟子为支援意识,完成了自己以情感哲学替换理性哲学的性善论建构。在第一个阶段上,戴震以孟子为集中意识,亦即合法化认同孟子,显示了他与孟子之间的亲近感,奠定了《孟子字义疏证》"准孟"的思想基调;而在第二个阶段上,戴震与孟子之间的亲近感越来越被距离感所取代,逐渐从对孟子的合法化认同走向自身的创造性转换,并成为具有"准孟"品格的思想家。     

东原“心知”之论及其性情思想的学术思想史索解——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二

戴震认为＂知＂是必不可少的人性＂三要素＂之一,是人的类本质,也即人禽之间的根本差异。＂知＂的功用的发挥又赖于＂心＂的作用。人之＂心知＂在认知中出现偏差和不足,是由于＂蔽＂。戴震以汉学立场和训诂考据的工夫,裁断宋明儒心性论、性情论的话语内容和方式,主要来自佛禅。他作《孟子字义疏证》,以重建孟学原貌自期。但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在内外学术压力下撰成的。可以说,戴氏作《疏证》,意不全在批驳宋儒,也不在准确地体显孟子之学,而是要表达其在人性、包括性情方面的新思考。戴震主张情与理应体现在建构一种正当而合理的人、我关系方面。这接近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的思想,它对于我们理解东方思想哲学的现代价值是有意义的。宋儒、清儒都未曾有幸亲睹先秦孔、孟之间的一批儒家简牍文献。这批上世纪90年代面世的地下简本文献,揭示了传统儒家的性情论思想并非与本土文化资源没有挂搭。     

张九成《孟子传》中的君臣观及其对宋代疑孟思潮的回应

张九成《孟子传》被誉为其儒家思想最为醇厚的作品。考察了《孟子传》一书的流传及版本,并从君臣观入手,分析了张九成的解经特点。张九成倾十数年之力注释《孟子》,不拘于笺诂文句,而是采取"以意逆志""以时考之"的解经方法,意在探求孟子深意,并借孟子阐发理学思想。《孟子传》的注释独具特色,既有宋代理学家重于义理阐发的特点,又自觉地贯彻和强调自己的注释方法,并且时时回应着宋代以来学者对《孟子》的质疑。     

形音义“互求”的系统观——析《广雅疏证序》

清朝乾嘉时代,是训诂学上的黄金时代,尤其是训诂思想、训诂理论和训诂方法臻于完善成熟、科学严密的时代。这一点,从训诂大师段玉裁(1735—1815)的《广雅疏证序》,可见一斑。 《广雅疏证序》,可以说既是阅读或研究王念孙《广雅疏证》这部训诂要籍必不可少的入门向导,更是清代训诂思想、训诂理论、训诂方法的精粹总结。属文虽短,却微言大意,影响深远。文中所提     

试论孔继涵微波榭刻《九章算术》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年间孔继涵微波榭刊刻的《九章算术》影响甚广。前人多认为微波榭本《九章算术》是戴震的校定成果。但是孔继涵从未说过他刊刻的《九章算术》是戴震校定的。戴震本人的书信、文集也没有提到此事。通过将微波榭本《九章算术》与戴震校定的武英殿本、屈曾发本对比可以发现,微波榭本《九章算术》是以汲古阁影宋抄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校定的,在文本、格式上尊奉宋本。戴震校定的武英殿聚珍本、屈曾发本《九章算术》的底本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文本、格式与微波榭本不是一个系统。微波榭本《九章算术》也不可能为戴震所校定。微波榭本《九章算术》实际上是孔继涵整理校定的。至于认为微波榭本《九章算术》是"冒充宋本",也是无从谈起。     

戴震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浅析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富有创见的杰出的唯物论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和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著有《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等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其遗著所表明的主要思想特色,是紧密地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从本体论、认识论、社会伦理观等方面全面、深刻、系统地剖析、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并对陆、王和老、庄、释氏(佛教)的唯心论作了系统的清算和揭露。他的一生都坚持了自己的唯物论哲学体系,始终认定程朱理学是宋、明、清以来的“忍而残杀之具”,是“杀人”哲学,与自己的学说存在着根本分歧。他尖锐指出,程朱提出的所谓“天理”,只不过是对老、庄、释氏“神识”(绝     

试论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特色及其成就

在清初礼学的复兴运动中,张尔岐所著《仪礼郑注句读》在对《仪礼》的整体把握乃至局部礼仪的研究、治礼方法的探索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到认知和特色,创见良多。将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置身于清初礼经诠释史的背景下进行观照,发掘万氏礼经研习的学术取向、注释体例和诠释特色,以及礼经诠释的校勘、辨伪情况,不仅有助于认知张尔岐礼经学的实际价值和贡献,更有助于重构与还原清代礼学研究的真实面貌。     

论孟子“以生道杀民”的思想

历来的注释者对"以生道杀民"的理解不是没有分歧的,然就《孟子》全文来看,这样的分歧是可以给予恰当解决的。从历来的注释中可以看到"以生道杀民"有不同的具体情况,这些情况为何都可以说是生道,这是值得思考的。"以生道杀民"只是生道的一个表现,生道的含义还要更为丰富深刻,是与孟子的核心观念即性善说相关联的。恻隐之心正是人之生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生道,也是人皆有之的。     

“莫之或欺”的“或”字的词性和词义——《古代汉语》教学札记

《孟子·许行》一篇中,有“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一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课本注:“或,句中语气词。”对“或”字的词义不作任何解释,因此,把“莫之或欺”解为:“等于说没有人骗他。”《古代汉语》对“或”字的解释可能根据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近人杨树达的《词诠》。《释词》:“或,语助也。《诗·天保》曰:‘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言无尔承也。或,语助耳。笺言:‘或之言有也。’     

王室的饮食安全

正帝王将相不担心食物不足,却得担心食物不安全。许多宫廷剧中,都有皇帝或国王大吃大喝的场面,孟子在《尽心下》中批评说:位高权重的"大人","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其实这都是些想当然尔的推论,谁也没有真正见过皇帝吃饭。所幸这几年清代的宫中档案已经公开,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像乾隆     

郭释周字疏证——《古代汉语》教学扎记之四

郭沫若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卜辞通纂》一书,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甲骨文的(囗米)字就是周字,并说,周字“象田中有种植之形。”郭老对周字字形的证明和阐释,解决了文字学和训诂学上的一个重大疑问,其功不在小。然郭老该书是以甲文证史的专著,不是一本文字学专著,故没有对周字的意义详加说明。我不度德量力,试为疏证之。《说文》:“周,密也。从用口。”历来的文字学家对周字从用口之说多表示怀疑。用     

《广雅疏证》“某犹某也”研究

《广雅疏证》"某犹某也"共有43例,可从来源、音、形、义等方面对其进讨论。文献来源较为复杂,声韵关系以双声叠韵或准旁纽叠韵为主,形体关系以结构相异为主,形体相关的情况也占较大比例,词义关系多样,有本义、引申、假借、同源、反训、义远等关系。这显示了《广雅疏证》"某犹某也"音义功能的多样性、复杂性。     

钟嵘诗品陆士衡条“尚规矩”等三数句疏证商榷

《钟嵘诗品陆士衡条疏证》误漏颇多。对“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数句的《疏证》补正如下：1.《疏证》谓《诗品》“尚规矩”之评本于《晋书.陆机传》“士衡‘服膺儒术,非礼勿动’”。按当本于《抱朴子》佚文及《陆机别传》等。又《疏证》谓“尚规矩”是褒义,不妥。2.《疏证》校释“不贵绮错”,前后矛盾。3.《疏证》未笺“直致”语源。4.还分别补述了陆机诗“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的种种表现等。其中,特别指出“尚规矩,不贵绮错”的实质,是只知“通”而不知“变”。     

唐代古文运动视域下的《孟子》研究

唐代是继汉晋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研究《孟子》的重要时期,唐代《孟子》研究的复兴与其时经学风气的转变、古文运动的展开紧密相连。"孟子升格运动"肇始于中唐,这不仅体现在开始出现将《孟子》升格为"经"的议论,也体现在对于《孟子》的具体研究之中。在《孟子》的注疏方面,陆善经撰《孟子注》,张镒撰《孟子音义》,丁公著撰《孟子手音》,时间都集中在安史之乱前后,即唐代古文运动和经学变古初起之时。在《孟子》的阐释方面,有李景俭《孟子评》、刘轲《翼孟》、林慎思《续孟子》等三部著作,而三人全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孟子》研究在唐代的复兴,是经学变古和文学转向共同交织的结果。     

论江永《学庸图说》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

新近发现的安徽省图书馆馆藏清代徽州学者江永所著《学庸图说》一书,采用图、说并举的方式,诠释了《大学》《中庸》深厚的思想意蕴,这种图象诠释法为世人解读经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诠释方式、理论依据和实际效验三方面,对《学庸图说》一书"以象求理"的诠释法予以梳理、分析与探究,借以考察江氏对乡邦先贤朱熹理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试论上古时期的文学诠释思想

自从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文字记载,并逐步出现了文学作品,伴随着文学作品的产生,中国古代对文学的诠释进行了许多探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庄子的"言意观"及《周易》中的"立象尽意"等思想,对我们的文学接受与文学研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

<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汉语方言学著作,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流传时久,是书亦多错讹脱漏之处.清代学者戴震等人曾对其进行校订注释,但因所据版本及参考文献的局限,误漏时有;今人周祖谟曾于20世纪50年代,完成<方言校笺>一书,颇为学界推誉.然周书出版至今已近60年,随着对<方言>研究的深人,亟需有新的校注本出现.今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一书,广搜旧本,集前人校释心得和今人研究成果於一身,汇证诸家,梳理分析,实为<方言>校释的集大成之作.     

沈彤《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江沈彤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研治《仪礼》并不宗主汉、唐、宋、元众多学者一家之说,而是善于运用考据手段,从郑《注》、贾《疏》、敖氏《集说》等各家训释分歧捕捉入手,剖析前贤各自立说的是非得失,进而形成可信的训释见解。《仪礼小疏》著述体例并不整齐划一,加之考据中偶有"过于推求,转致疏舛"之弊,并没有淹没沈氏在《仪礼》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它开启了乾嘉时期汉学考据派学者注重小学考据的研究学风,揭开了乾嘉时期《仪礼》今古文校勘和注疏类校勘考证的先河,对之后的《仪礼》诠释与校勘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释《广雅疏证》“字异而义同”

《广雅疏证》十卷,清王念孙著。王念孙,江苏高邮人,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开始致力于《广雅》的疏证,每天疏证三字,寒暑无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冬,完成前九卷(第十卷用儿子引之的稿子)。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写成自序,作为疏证《广雅》的小结。《广雅疏证》是王念孙潜心研究的结晶,是他毕生学术思想的体现。学者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段玉载誉之为“不朽之作”。《清史稿·儒林传》:“(念孙)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     

《尚书古文疏证》成书考略

阎若璩年二十即疑《古文尚书》之伪，自康熙十一二年间沉思属稿，康熙二十二年，《尚书古文疏证》第一卷已成定本，此前京师已多有副本。《疏证》前四卷草创后，阎氏曾别录四本。康熙二十七年，《疏证》五卷本成，时阎氏五十有三。此后，阎氏将前四卷陆续修定为两卷。至康熙三十二年，已成八卷之本。但至康熙四十三年阎氏去世时，《疏证》并未最终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