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朝经营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

清朝对黔东南苗疆的经营大致可分为绥抚期、开辟期、苗汉分治期以及开放期等,前三个时期由于国内政治背景迥异,清朝对其实施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政策,对于巩固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曾发挥了积极作用;苗疆最后进入开放期,是在成同苗民起义沉重打击下,清朝在苗疆的行政机构趋于瘫痪所致。     

略论王朝文献对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写——以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的战例为中心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是西南"改土归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打通滇黔驿路主干线,以防范漠西蒙古在绕道西南之时驿路受阻,内地与西南不能相互应援之目的。故围绕这一中心,上至朝廷下至地方政府,蓄意夸大当地各民族凶悍难驯,以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顺利开展。但在开辟过程中,由于开辟管理无序、藐视各民族习俗,最终引发了持久的文化冲突。     

略论王朝文献对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写——以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的战例为中心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是西南＂改土归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打通滇黔驿路主干线,以防范漠西蒙古在绕道西南之时驿路受阻,内地与西南不能相互应援之目的。故围绕这一中心,上至朝廷下至地方政府,蓄意夸大当地各民族凶悍难驯,以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顺利开展。但在开辟过程中,由于开辟管理无序、藐视各民族习俗,最终引发了持久的文化冲突。     

清代苗疆“国家化”范式研究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一度将苗疆与藏区、蒙区、回疆、彝疆等区域置于同等的位置。尤其是清代雍乾年间大规模"开辟"苗疆之后,苗疆"国家化"进程明显加快。研究清代苗疆区域内的"新疆六厅"如何最终变成中国的"腹地",分析这一"生苗"→"熟苗"→"民人","新疆"→"旧疆"→"腹地""国家化"模式的规律性,有助于理解清帝国乃至中国古代历代中央政府是怎样逐渐将开拓的"新疆"融入大一统的中华秩序之中,借以推导、总结出边疆"国家化"的范式。     

通道与走廊:“湖南苗疆”的开发与人群互动

借助费孝通先生关于武陵山区"通道""走廊"的概念,对明清王朝通滇驿道维护与沅水上游支流开发、地方政府兴筑"边墙"与经营湖南苗疆地区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和初步的讨论。立足于地方文献的解读,着重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湖南苗疆地区不同人群的复杂构成及互动,如何在以水陆交通网络连接起来的地域空间,留下其各自创造性活动的历史印记,不仅赋予"通道"以实质性内涵,而且构成可以整体把握的民族"走廊"的文化内涵;并以此区域研究的案例,作为主张地域及社会空间整体视野的"古苗疆走廊"研究的一个回应。     

清廷与阿拉善蒙古联姻问题探究

阿拉善蒙古作为和硕特蒙古的一支,在整个清王朝统治期间,与清廷保持了长期的联姻关系,其中尤以乾隆、道光和光绪年间最为突出。清廷与阿拉善蒙古的联姻对于稳定西北边疆的统治秩序,控制漠西蒙古,维护清朝的边疆稳定都有重要的作用。     

“古苗疆走廊”之内涵及特点

"古苗疆走廊"是元明清时期连接云南边陲与湖广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历史上,这条在文献中被称为"官道"的驿道,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纳入中华帝国的疆域版图的政治整合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2年,杨志强教授等首倡这一概念,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此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回顾,探讨"古苗疆走廊"作为西南"国家走廊"的内涵及其特点,并就背景及研究意义进行了若干总结。     

卷首语

所谓"古苗疆走廊",与目前已经形成共识的河西走廊、岭南走廊、横断走廊(即藏彝走廊)三大走廊有鼎立之势。具体说来,"古苗疆走廊"主要指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由湖南辰州(沅陵)、沅州(芷江)东西横贯贵州中线的所谓入滇"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     

“一线道”与“边墙”:历史上的“苗疆”

云贵高原内联藏川渝湘桂,外邻缅甸、老挝和越南,其东部的贵州高原处于内联一侧,自古以来同属"泛边疆",历代中央王朝均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到元明清时期发生的"一线道"与"边墙"关系,就形成于"泛边疆"历史条件之下的"苗疆"。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

通过对杨志强教授的访谈,探讨了"古苗疆走廊"形成的历史背景、族群文化多样性背后的"国家化"和汉族移民文化的普遍影响、"跨民族"/"跨族群"的地域文化整体性、近年来出现的文化"族界化"现象等问题;对"古苗疆走廊"沿线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共生"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若干回顾,并对今后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蔡锷致大汉贵州军政府专门电文一则校释

重九起义之后,云南革命党人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都督府。贵州革命党于1911年11月3日发动反清起义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1911年12月25日,蔡锷代表云南都督府致大汉贵州军政府的一则专门政府电文,主要内容关系贵州辛亥革命和滇川及全国革命形势,对整合西南地区革命力量联合推翻满清政府并获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方式与特点

苗族从贵州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既有因战乱引发的短时期内的大规模迁徙,也有因经济原因引发的零散但持续不断的迁徙;主要迁往山区和半山区,而很少迁到河谷、平坝和城镇;迁来后,有的很快实现定居,有的仍长期迁徙不定;迁徙方向主要朝向西南,但也普遍存在着从中印半岛北部向北迁入滇东南或从滇东南返回贵州的情况;迁徙中既形成了与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各族大杂居的局面,也形成了许多小聚居的局面。     

试论汛塘制度与清初云南经济的发展

清初在云南实行的汛塘制度,遍布于全省各地,深入到边疆山区。在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和山区控制的同时,汛塘兵丁与山区人民共同开发生产,促进了云南边疆和山区经济的发展,为云南农业、矿冶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汛塘制度的实施是清初云南边疆和山区开发的推动力量。     

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早期时间考

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苗族主要从贵州等地迁来,至于迁入时间,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始于唐代并持续到宋、元、明、清,但这种观点并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因而并不可信。19世纪初以前,涉及滇东南民族情况的各种地方志都没有提到当地有苗族,提到这些地区有苗族的文献都出现在19世纪初以后,调查材料显示的苗族迁入时间也多在19世纪初以后,这些事实说明：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早期时间当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文山州苗族贫困山区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苗族自明末清初开始从贵州等地迁居云南文山州境内。由于苗族在文山是晚到民族,迁到文山后90%以上居住在边远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贫困面广,有的贫困程度还相对较深。文章主要针对文山州内广大山区苗族的经济发展现状,查寻分析贫困原因,提出对策。     

乾隆时期的云南边隘

乾隆时期,云南边隘为中国连接西南外域之交通扼要,用于保疆固圉,查验出入国（边）境的人员与货物,亦可作为军事据点,进行情报与反情报活动。为加强边备,乾隆朝对云南边隘进行查勘修葺,以云贵总督为首的各级边疆官吏更是对边隘时常巡阅。边疆官吏必须熟悉边隘情形,如违反边隘管理律例,则被题参革职。乾隆朝对驻防力量较弱的边隘增派兵丁,边地土司亦参与其中。战争期间,乾隆朝禁闭所有边隘,断绝与邻国的一切消息与贸易往来。瘴疠亦对边隘驻防有着严重影响。     

论清代贵州社学的发展与衰亡

清代前期，清政府曾沿袭明朝的地方教育体系，在贵州的广大城乡建立了社学，但由于清统治集团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乾隆年间宣布裁革贵州境内的所有社学，社学从此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