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创空间空间分布的关联性与影响因素研究

众创空间作为创客活动的物理层面的载体,其发展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为研究我国众创空间区域分布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1977家国家级众创空间为样本,使用Geoda95i软件绘制了四分位分布图,计算了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指数,使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了众创空间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众创空间空间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效应;第二,不同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依据各省份Moran指数和相邻省份Moran指数平均值,可将31个省份划分为众创空间的"高地""洼地""贫瘠地"和"孤岛"4种类型;第三,经济层面的GDP和技术层面的有效专利指标是推动省域众创空间发展的重要动力,政策层面因素对省域众创空间发展影响并不明显;第四,各省市众创空间建设应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以避免盲目发展,应加强区域协同以提升溢出效应。     

中国独角兽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独角兽企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其富集程度逐渐成为衡量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重要表 征。基于2016—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法分析中国独角兽企 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影响中国独角兽企业空间分布的关键性因素。 研究发现：（1）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集聚特征显著,分布密度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总体 上形成以沿海和沿长江为主轴的T字形空间发展格局;（2）独角兽企业空间重心向南方移动,标准 差椭圆向内陆地区延展;（3）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独角兽 企业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进入发展的起步阶段;（4）政府的科技投入强度、地方薪资水平、产业结 构和经济规模是影响独角兽企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     

中国国家级众创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梳理国家级众创空间目录,借助地统计与社会研究中的统计方法,从省、市2个尺度对众创空间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定量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众创空间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南北方向上扩散的地带特征,区际间差异较大且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2)在市域尺度下,众创空间的分布具有正的自相关特征,高高集聚与高低集聚明显;(3)城市的综合社会经济条件对众创空间的数量有一定影响,其中科技、教育条件影响众创空间的增长速度,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对众创空间的分布影响较大;(4)政策、区位、功能定位、综合环境等因素共同促进了众创空间集聚,但各因素在不同城市、某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有较大差异.     

河南省国家级众创空间分布特征及运行情况分析

众创空间是塑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创新型河南建设的有力引擎。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基础,分析河南省国家级众创空间的分布特征及其运行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河南省国家级众创空间呈现区位分布高度不均衡、发展类型同质化、收入产出水平不高等发展特征,建议从强化绩效管理、加强资源共享、提升服务能力、完善生态环境等方面采取措施推动众创空间发展与优化。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化研究——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基础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当前经济结构升级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该研究构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标,测算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水平.在考虑空间因素影响的条件下,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核密度估计法研究我国省域知识密集型服务创新水平的空间分布、聚集模式及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水平整体较低,形成不同的趋同俱乐部,出现俱乐部之间趋异的现象.KIBS创新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创新扩散遵循着地理距离衰减效应.在时间演进上呈“单峰－多峰”的动态演进趋势和阶段性特征,呈现出不同的空间集聚模式,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江浙沪和环渤海心脏地带(北京和天津),而大西南和大西北大部分地区则属于低低的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分布动态法和空间计量法的环渤海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研究

选取环渤海地区以县级区域为基础的129个研究单元,以人均GDP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运用分布动态方法(马尔可夫链,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该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经济格局呈现出从区域间经济差距拉大,到中等发展水平区县增加的大体趋势,整个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化,但低水平区域分布密度大,空间集中的情况仍然突出;整体区域集聚水平呈空间正相关,相关程度先波动上升,后稳定下降,高高集聚区域扩大且分布更加分散,低低集聚区域有所缩减,但在辽西至冀东北一带进一步扩张;沿海区县率先快速发展并逐渐向内陆渗透也表明了海洋区位优势对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     

黄山市人口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GIS软件,采用人口密度、人口结构指数、空间自相关等研究方法,以黄山市为研究对象,定量测度案例地人口空间格局演变,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黄山市人口总体上呈现出"东南部密集,西北部稀疏"的分布特征,其中屯溪区是黄山市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黄山市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呈正的空间相关性,具有"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分布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山市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日趋明显.海拔、城镇化率、交通、旅游发展、政策等是影响黄山市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皖江示范区建设以来安徽省经济空间格局演变态势

以GIS的空间统计工具为技术手段,以安徽省2009~2016统计年鉴为数据来源,分析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结果显示:安徽省各县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经济热点区位于皖江示范区范围内,主要分布在合肥市和沿江地区,经济热点区县域数量逐年增多,方向上呈现沿长江自东向西扩展,冷点区空间位置基本不变,主要分布在皖西北的阜阳市。安徽省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随机分布,局部集聚不明显,皖中地区增长率略大。最后,从区位、物质积累、政策、市场发育水平、人才五个方面分析了安徽省经济格局的演变原因。     

河南省品牌豫酒的实力差异与空间影响力研究

基于企业规模、网络关注度、品牌文化、支撑能力及发展潜力5个维度构建品牌豫酒的综合实力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空间分类法、加权Voronoi图及核密度分析法等方法,对品牌豫酒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提出各区域发展的空间优化方案.研究发现：(1)从等级划分来看,品牌豫酒之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高等级品牌的豫酒数量严重不足,空间格局表现出在东部和西部集聚的态势.(2)从影响范围来看,在品牌豫酒分布较为密集的地方,影响范围在竞相发展的格局中受到了挤压;品牌分布较为稀疏的地区,其影响范围相对越大.(3)从集聚特征来看,集聚特性较为明显且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一主一副,点核协同”的分布格局.(4)基于结果分析,将品牌豫酒划分为八大发展区;同时,根据各区域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双核引领,两轴联动,四区协同”的空间优化策略.     

基于POI数据的福州市公共交通设施空间分布研究

以福建福州市为例，在梳理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相关应用的实证研究、交通设施空间格局、集聚和扩散机理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高德地图采用Python自主获取的福州市主要城区公共交通设施POI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和局域Getis-Ord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一步揭示其重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公共交通设施总体上呈现出西北—东南方向格局，“东进南下”的城市发展轴；(2)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并呈现出“核心-外围”从高到低的圈层式结构，其中核密度最大集中于福州市中心鼓楼区、台江区，并以其为核心向外逐渐扩散呈点状分布；(3)公共交通设施热点区域集聚于福州市中心，冷点区域则集聚于新城区滨海城市—长乐区；(4)福州市主要城区公共交通设施的空间布局主要受地形条件、规划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双重异质性视角下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分析2007—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不同阶段的经济韧性空间差异显著,且冷热点聚集区域出现了组团式动态转换;面对外来冲击时,固定投资、产业多样化、国企对经济韧性解释力较强,而出口贸易解释力波动较大;在结构调整期时,固定投资对经济韧性支撑作用减弱,三产占比、财政支撑、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中长期经济韧性;政府通过塑造产业结构及改善技术等要素错配程度影响经济韧性。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匹配关系及影响因素

 从空间匹配角度探究空气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影响因素,对缓解空气污染、创新城市节约集约用地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利用趋势面、空间自相关、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等方法对全国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分异规律、空间匹配关系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2017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冀中南城市群为核心向外逐渐好转的中心-外围结构,集聚特征显著;全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核心向外扩散的多核空间结构,集聚特征亦比较明显。（2）全国城市空气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在空间上存在不完全协同、匹配现象,负向错位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错位强度呈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正向错位区分布在东北、西南、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错位强度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错位贡献度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尤为突出。（3）全国城市空气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两系统总体关联度较强,其中影响空气质量的污染物浓度以及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建成区绿化率和地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等因素为造成两系统空间错位差异的主要原因。     

刍议珠三角区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益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之一——珠三角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功不可没,已成为珠三角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就珠三角区域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特点和实际效果及如何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提出珠三角区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转向引进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为主,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好地为珠三角区域经济服务,为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SNA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研究

"多中心、网络化"作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在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强大动力,并将推动其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借助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构成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网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5年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显著提高,城市间经济联系频繁而密切;北京与天津、唐山等次中心城市交流与合作加强,京津冀多中心发展格局初具雏形;石家庄依托其省会城市的优势,在城市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间经济联系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     

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效果的定量研究

提出了论文的理论依据和计算方法，以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为限制性因素，选择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三大城市群的平均水平作为目标城市群，分别计算中原城市群相应指标的虚拟值和各个虚拟值占目标城市群相应指标的比重，经过分析认为：中原城市群经济是不整合的．     

西宁市创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创新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西宁市创新企业的发展能够推动青海省乃至青藏高原创新产业的发展.本文以西宁市主城区创新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分析法、空间集聚程度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西宁市创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旨在通过研究创新企业集聚,推动西宁市创新产业的发展水平.结果表明:西宁市创新载体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明显;西宁市创新载体呈现"主核心区+双次中心区+周边分散"的空间格局;西宁市创新企业的集聚受多因素共同影响,不同行政区影响程度各异.     

产业集聚、金融发展对IT企业的R&D投资影响研究

产业集聚和金融发展在推动产业创新力和产业竞争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实证检验模型,运用IT上市公司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等数据,研究产业集聚和金融发展对信息技术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大,产业集聚对IT企业R＆D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所在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对IT企业R＆D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省际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证分析

立足"五大发展理念",结合海洋经济自身的发展特色,构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2007-2016年中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对各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水平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指标均是促进各省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高的重要因素,而绿色指标在部分年份对山东、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是负的;11个沿海省市地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现缓慢的波动上涨趋势,其中上海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河北和广西表现相对较差;从四大沿海经济区角度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且珠三角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环渤海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总体较为稳定,而环北部湾经济区质量水平最低。     

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为研究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三者之间的空间效应,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2017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具有分化现象,科技创新的空间聚集程度则稳步提升.科技创新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却给经济地理相邻省份带来负面效应;两者的协同效应对本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负向的影响,对邻省则具有正向的影响;此外,控制变量人力资本从短时期来看对经济发展质量暂无显著的空间效应,而经济开放则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投资对本省经济发展质量有正向的影响,对邻省则存在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