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常州词派词论的文化自救意识

身居清王朝危机和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交叉点上，清末常州派词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救意识。尤其表现在词这一领域里，即极力将词纳入儒家文化的轨道，使之成为儒家文化自救的一种载体。它既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又有自身的特点，并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理论引导来实现。它有增加词参与现实的力度与深度的一面，但毕竟是一朵行将枯萎的末世之花绝望中的自我挣扎，无法完成自身所属文化的更新。     

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文质分野--"道学"与"人学"视介

中国文学以“五四”后的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相对应，分为新旧两个阶段，这一界说已被文学史家所共识。作为两种文学的文质分野，是以传统文学“道学”的消泯和“五四”新文学“人学”的建构为视界；而“人学”的人本和文本两个层面所达到的审美高度，构成了“五四”文学的新质。     

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

梁启超后期的美学思想是紧紧围绕着趣味得以展开的,趣味实际上是指一种审美趣味,它与日常趣味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非功利性,梁启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作出了其独具特色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建构.     

显意识层面下的真实姿态——周作人的早期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开始他作为现代思想者的历程的,但是他的早期思想,尤其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明显与传统儒家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不过被其强烈的反传统姿态所遮蔽。理解这一点,是理解周作人后期公开标榜儒家,甚至以儒家自居的逻辑起点。     

论李长之的现代文化建设构想

李长之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构想在现代文化出路的讨论中独树一帜。他通过重释“五四”,立足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三种典型文化观的反思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建构的方向。他关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思想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参照价值。     

论近代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及其影响

文化的核心足价值体系.近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危机本质上是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源于其社会基础的变化与本身结构的崩溃.这一解体对近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

余英时的文化史观大体可以分为儒家文化史观、政治文化史观以及人类文化史观三个方面。就儒家文化史观来说,"哲学的突破"、"士"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心"乃价值之源等构成了余英时先秦儒家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明清儒学思想基调的转换与晚清儒学的内在批判构成了余英时明清儒家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儒学非正统、反传统成分以及"整理国故"运动则构成了余英时五四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就政治文化史观来说,通过"士志于道"、"人皆可以为尧舜"等名言警句,余英时论述了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支撑点。就人类文化史观来说,余英时对人文与科学的新研究与新思考充分展现了其博大人类情怀。纵观余英时文化史观,我们不难发现其儒家文化史观具有理性、政治文化史观具有理想性、人类文化史观具有独特性等特点。     

反思五四应坚持现代性的根本立场

五四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特别是今年,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关于五四的各种纪念活动和讨论异常热闹。在此背景之下,本刊特组织了一组关于五四,尤其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笔谈,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之中。针对近年对五四的某些偏激的质疑,诸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与五四的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旧对立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条破坏性的激进主义思想路线等等,陈国恩先生严肃指出：对五四的反思,有一个从什么立场出发的重要问题。海外新儒学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质疑五四,主要是从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需要出发,强调的重点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它曾经有效,但在近代的失败难以避免,因为从它那里不可能直接发展出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等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在现代思想基础上利用或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着眼点是中国的现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在这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继承五四的精神,正有助于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重大目标。什么是五四精神？樊星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就是＂少年中国＂的精神,就是高举理想主义和理性批判精神的旗帜前进的精神,这种精...     

当前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对道德现状的分析、评价入手，对道德建设的几种途径进行了探讨，认为以儒家文化传统建构新道德已不可行；简单地回到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可能。进而提出以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法治为起点，建立集体主义原则与合理的功利主义原则相结合、以三个“有利于”为新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富含时代内涵的社会主义新道德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仁者不忧”：梁启超的“趣味”境界修养观

“趣味”在梁启超那里,被境界化了,其意涵超出了具体的感性嗜好的层面,是一种超越忧患疑惧而对整个生活保持乐观态度的深厚稳定的心境,梁启超以“仁者不忧”来表述,其精神特征是“无入而不自得”。作为境界的趣味,是人心主动的营构,生成于自心对人生活动的成败之忧和得失之忧的透解和超越。     

对教师职业道德基础的追问

师德是教师的职业道德。仁爱、勤劳、勇敢、守信是做人的道德。教师是通过师德来实现自己的做人道德。孔子所实践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最能体现师德的本质。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的无私性为师德提供基础,留传精神生命基因的本能冲动为师德提供内驱力。     

梁漱溟、冯友兰宗教观比较研究

梁漱溟宗教观经历了从以佛教释宗教、以道德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的嬗变；而冯友兰早年主张以诗歌释宗教，后来力主以哲学代宗教。他们都深入探讨了宗教的内涵，认为儒学非宗教。然而，他们的宗教观亦存在很大差异：在宗教思考方式上，梁漱溟重直觉，冯友兰重理性；在对宗教地位的认识上，梁漱溟认为宗教在人类文化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冯友兰认为哲学高于宗教；在对宗教的未来走向的认识上，梁漱溟前后观点并不一致，冯友兰则认为哲学在未来将取代宗教。他们对宗教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宗教仍可引为借鉴。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梁启超美学思想与儒家静坐养心法的谱系关联

从学术谱系上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生，迥异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并非采补自西方近现代美学，而是出自其对清末以来儒家静坐养心法的不断淬沥：从1891年康有为《长兴学记》中的“慎独”与“主静”，到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对静养法中“纵其心”途径的标举，再到1899年《惟心》篇中由“纵其心”途径而生的“心境论”或“境界说”，进而到1905年《德育鉴》以“主观”或“静观”作为对儒家静坐养心法的发明和“纵其心”途径的方法论提升，梁启超早期的美学思想萌芽不断生发，最终产生了其在20世纪20年代标举的“趣味主义”美学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谱系关联表明，梁氏高度强调道德与审美之间的连续性，一反康德的区分性传统，从而使其美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美学家中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吴宓与梁实秋文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吴宓和梁实秋作为同门师兄弟,他们的文学思想却有诸多不同之处。吴宓重视＂平民文学＂,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梁实秋则倡导＂知识贵族主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性。吴宓的文学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儒家传统文学观,而梁实秋的文学观则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学观。以二人为代表,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他们为沟通中西文化做出的共同努力。     

论《爱玛》中道德自我建构的女性主义特征

《爱玛》是十八世纪末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与传统道德小说中塑造的具有高度道德责任感的女主角不同，爱玛在道德上的缺陷相当明显，所以整部小说就是爱玛不断进行道德观的自我建构的动态过程。将女性主义批评和伦理学批评结合，分析了爱玛的道德建构的女性主义特征，可以看出爱玛的很多缺陷都具有反传统的意义，不但反抗了男性话语体系为女性设定的道德标准，还提出了女性在婚姻制度、经济独立、社交活动等方面的要求。     

从中国谋士到日本武士——论日本中世文学中张良形象的变异

不同于中国语境中的道家化,谋士张良的形象在日本中世文学中发生了武士化的变异。在军记物语中,张良与武士阶层的重要特征———武勇发生了联系。谣曲、幸若舞曲、御伽草子等文学体裁里均出现了描写张良勇猛品质的作品。这种变异与圯上受书故事在日本的流布密切相关。由于日本中世兵法概念包含用兵之术与武术两层含义,未曾阅读中国古代兵书的作者根据武士阶层对于个人武力的需要,自觉将张良所得兵书定位为武术秘籍,赋予了张良精于武艺、勇猛战斗的武士面貌。通过鞍马天狗传说的典故摄取和樊哙张良相并置的惯用句使用,张良身上的武士因素在中世文学中得以发扬光大。     

音韵悠扬的小白杨——浅析梁上泉歌词的音乐性

梁上泉先生创作的歌词内容丰富多彩，语言简洁明快，节奏鲜明活泼，韵律和谐优美，富有浓郁的民歌色彩，饱含丰富的音乐性，其音乐性主要体现在歌词的语言、节奏、韵律、段式等方面。     

构建和谐高校的道德实践

当前我国高校在教育管理、师德建设、学生德育等方面存在不和谐的现象。构建和谐高校,离不开道德的导向性、调节性、激励性和辩护性等价值功能。因此,必须增强高校管理中的道德性,实践以德治校的校园和谐理念;必须强化师德意识,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必须增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构建健康活泼和谐校园。     

对梁启超民权学说的解读

民权学说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说是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思想体系。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可以从两个时期来考察,一是戊戌维新时期,一是流亡日本时期。前期主要在于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开通社会风气,实现“君民共治”,而后期融入了主权在民论、自由平等观、国民国家观。梁启超以报刊与西书为宣传媒介,以学会与学校为宣传场所,因时因地制宜,使民权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社会进步、国人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