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趣味教育”思想对当代美育的启示

梁启超首次在中国提出了“趣味教育”的概念。在梁启超，“趣味教育”实质上就是情感教育或美育。梁启超强调“拿趣味当日的”与“拿趣味当手段”的不同，提出只有以“趣味”或“美”为目的，才是抓住了趣味教育即美育的本质。这对于当前我国的美育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泛美育的倾向，有着直接的警示意义。     

试析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的成因

朱光潜的诗歌关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而《诗论》的重要理论来源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但是，在推进“境界”说的过程中，朱光潜却把“境界”说情趣化了，这就是“情趣”说。“情趣”说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就外在原因而言，“境界”说的圆满自足，要求诗论转换思路，以获得超越；西方关学理论的渗透和对阐释力更强的批评标准的寻求，促使“境界”说的形成。就内在原因来说，是朱光潜本人的趣味主义人生观的深刻影响。     

玄学美学的四大范畴:“无”、“空”、“玄”、“妙”

“无”作为玄学范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是品位极高的中国哲学美学范畴。它的内涵到２０世纪在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阐释。“空”是无的变体,其本质是“悟空”、“悟道”,是文人所追求的美的人生境界。“玄”作为“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人生体验而进入美学领域。“妙”是“非意象形称之可指”的,是“玄”的另一概念指称,但又不尽相同,它的美学内涵恰与西方的“美”相类,它的出现提高了玄学论美学的品位,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梁启超美学思想与儒家静坐养心法的谱系关联

从学术谱系上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生，迥异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并非采补自西方近现代美学，而是出自其对清末以来儒家静坐养心法的不断淬沥：从1891年康有为《长兴学记》中的“慎独”与“主静”，到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对静养法中“纵其心”途径的标举，再到1899年《惟心》篇中由“纵其心”途径而生的“心境论”或“境界说”，进而到1905年《德育鉴》以“主观”或“静观”作为对儒家静坐养心法的发明和“纵其心”途径的方法论提升，梁启超早期的美学思想萌芽不断生发，最终产生了其在20世纪20年代标举的“趣味主义”美学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谱系关联表明，梁氏高度强调道德与审美之间的连续性，一反康德的区分性传统，从而使其美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美学家中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论“孔颜之乐”美学命题价值

“孔颜之乐”命题的演变经历了宋儒前的语词诠释、宋儒以来的哲学命题诠释和王国维以来的美学命题诠释三个历程。从美感问题出发,围绕美学史发生逻辑,“孔颜之乐”美学命题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人格美感,即“从吾所好”的审美情趣观、“君子上达”的审美意志观与“忧道不忧贫”的审美认知观;其二是艺术美感,即“曲―数―志―人”的四层境界论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艺术评价“中庸”之道。“孔颜之乐”美学命题的价值主要为发展当代美学基础理论与解决当下民众自身的精神困境,有益于当代美学基础理论立足“人生美学”,并为当下民众探索“诗意地栖居”生活模式提供了理论思路。     

王国维论文学之“无用”

“忧生”意识为王国维学术生命、人生信仰的基点,其学术思索及其人生路程也建基与此。正是这种深沉的人文忧思,铸就了王国雏诗学内在的“忧生”之魂。他认为文学的“无用”之用能解脱人的生存困境,即为其“忧生”意识的产物。     

梁启超“新民思想”评议

梁启超“新民思想”评议朱苏南本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新民思想”曾经风靡一时，梁氏被称誉为“言论界之骄子”。①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了梁启超以“新民”为宗旨的启蒙宣传的影响，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胡适曾说，“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     

庄子“道”之行初探

分析庄子思想的核心“道”,及其可行之径“两行”的蕴含。论证“两行”中自适之用与和通是关键的方法,只有自适其适、自得于心,才能无视外在的是非、对立,达到道通为一,这才是行道。道之可行的极境是无待,当客观有待的存在无法改变时,主观的无待显得更为重要。因此,主观的无待是实现无待境界的根本,注重超越主观的有待是真正的无待。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文学批评观

在近百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中,大致有三种结论趋势值得商讨：一是“悲观主义”论,二是“为文学而文学”论,三是“境界”与“意境”等同论.当代无数学者试图对王国维的“境界”与“意境”加以辨析,但最终回到“等同”论的园囿.这些论点或者关注其“哲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哲学范畴,或者关注“诗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审美范畴.而文献表明,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人生境界”、“诗人境界”和“文学境界”.以“人生境界”为核心,以“诗人境界”为枢机,以“文学境界”为导航,疗救国民灵魂,这正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旨意所在,也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美育救国”的积极主张.     

从美学实用化角度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及其对德育工作的启示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启蒙民众的目的明确,彰显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瞻性、社会性和实用性。他倡导的"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是对美的本体规定与价值规定,通过趣味、情感、境界的提升,体验人生价值,实现真善美的升华,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梁启超把审美的外在目的和内在需求统一起来的实用化美论对于今天寓美于德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佛教视野下王阳明诗歌中的艺术境界揭櫫

从佛教的视野对王阳明的诗中艺术境界进行了揭櫫：一是一体之忧、关心民生疾苦的“大我”慈悲境界;二是超凡脱俗、潇洒自如的宛若天人境界;三是修心观照、证悟本心的禅宗心法境界;四是悠然闲适、恬淡自如的佛家禅意境界.     

赞院士之“忧”

本期发表的《“忧”也风采》一文,报道了工程院院士、上海纺科院副院长孙晋良“忧患”之下出成果的事迹,我们为院士之“忧”叫好。 其一是“忧”能致远。常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患。由于孙院士带领下的纺科院当年有此远虑,在高科技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才能在今日结构调整中增强抗击力。这对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反恩作用。 其二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院士之“忧”,深刻反映了当前市场经济和科研体制的改革力度。改革就是要打破常规,消除人浮于事,端掉大锅饭,使人人肩上有担子,人人眼前有数字,在改革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否则势必贫困     

别把自主创新当成“筐”

五中全会刚结束,自主创新提到前所未有的国策高度,对于密切关注、研究中国科技创新、创业领域的媒体人而言,可谓欣喜无比。深知其中的巨大战略意义,深知这一提升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国家科技行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然而,笔者却有喜极而忧之感,尽管这“忧”有悖于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和同声高唱附和的庞大群体,还是不吐不快,自以为颇有价值,值得把玩。     

“生而知之”之我见

本文以为，孔子的“生而知之”既不是唯心主义先验论，也不可理解为天资聪明，依靠先天心理因素去认识事物的“性而知之”。孔子强调“学而知之”，所谓“生而知之”仅是理想的境界     

“留动”还是“流动”？——对《庄子》哲学终极依托的一种解释

《庄子》的难解,固然是由于其文字本身的“悬解”和“吊诡”,也多少反映了’传统学术本身的乏力。笔者认为,庄子思想的终极依托是境界形态的本体论,而不是宇宙生成意义上的本源论。庄子认为,世界本真-“道”是遍在而恒定的,俗世的差别和是非缘于人的理智的表象和赋予。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理智不断开显、从“无分别”境界-“分别物我”境界-“分别外物”境界-“分别是非”境界不断沉沦的历史。从不辨是非-齐同万物-泯-物我-最后回归“道”则是庄子给人类指点的修养之路。     

“预设”与“生成”和谐相生

新课程理念强调课堂的现实生成和直接生成，倡导课堂教学“少一些预设成分．多一些动态生成”，逐步实现“变预设为生成”。然而．课堂生成机制的高效发挥正是依赖于教师的精心预设，预设是生成的“奠基石”，而生成则是对预设的超越。只有把预设和生成和谐地融为一体，不断地相互补充，相互转化，我们才能步入理想的课堂境界。     

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特质与启迪

梁启超学术思想是上个世纪之交中西文化撞击交汇的独特历史产物 ,也是一个深怀爱国之心、忧世之志的时代巨子以民族命运为基点的独特文化创构 ,是时代特色与个体特质的创造性融会。其基本特质是 :启蒙“新民”、学用相谐的学术宗旨 ;除心奴反依傍、自由独立的学术原则 ;化合结婚、为我所用的学术方法。梁启超学术思想特质对于新世纪民族学术文化创构具有重要的启迪。从学理层面看 ,其最根本的就在于自觉的探索精神     

空山鸟语(科学寓言)

空山之中,一群鸟儿在树梢上谈论。小鸟甲:“人们常说是‘乔迁之喜’,而世界竟是这样不公平,对我们来说却成了‘乔迁之忧’”。小鸟乙:“何以忧之!”小鸟甲:“一忧法盲们滥砍乱伐森林,把我们的家园毁掉;二忧无知的人们,尤其是孩子,把我们当作逐欢寻乐的对象;三忧那些利令智昏的人们,把我们当作美味佳肴,大发横财……”     

“艺道并进”：突破“语言的牢笼”

对语言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然而，在使用上，人们又总是面临着有限的语言与无限的意义之矛盾。一向被称为驾驭语言的高手的文学家，也常常因文不逮意，意不称物而陷入“语言的牢笼”。为摆脱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家进行着不懈地努力和探索。“艺道并进”作为一种途径，意味着文学才能的优化。当文学创造者做到了文学之才与文学之能并举，并在“自然而然”中进入无目的合规律性的创造境界，方能为突破“语言的牢笼”提供可能。     

略论孔子＂仁＂之境与径

孔子思想由“礼”起,进至“仁”、“义”,它以“仁”为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界定,实为“仁”的主要含义。这是一种超越了“礼”和“义”的大公境界,是最高的“德”。而“忠恕”之道是达成“仁”德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