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厂商最优污染治理投资策略研究

排污权交易制度将极大地调动厂商进行治理污染投资的积极性，促使厂商不断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手段。文章以厂商的污染物削减量和排污权交易参考价格为状态变量，以厂商的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权实际价格为控制变量建立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厂商污染治理投资控制动态模型，并利用极大值原理和优化方法求出了厂商的最优污染治理投资策略。     

基于排污权交易的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分析模型

根据实物期权的思想和方法,建立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厂商污染治理投资分析模型,并阐述了厂商对可升级换代污染治理技术的投资策略选择问题.结果表明,厂商选择立即升级旧污染治理技术到新污染治理技术的条件为升级旧污染治理技术所获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零;而厂商直接投资新一代污染治理技术的条件为直接投资新一代污染治理技术收益大于(或等于)购买旧污染治理技术然后立即升级到新污染治理技术的收益,否则,厂商将以折扣价购买旧污染治理技术.     

基于跨期间排污权交易的厂商生产/库存模型

在假设厂商的成本由线性库存成本、凸生产成本和购买(或出售)支出线性排污权构成的条件下,基于动态Arrow-Karlin生产/库存模型,分析了跨期间排污权交易对厂商生产/库存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跨期间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由于厂商的生产/库存成本增加,使得厂商出售排污权而使其总成本最小化;厂商的生产率受到库存水平的影子价格、排污权价格以及生产成本和单位产品污染排放率的影响.     

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以重庆市临江河流域为例

探索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以期为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有效治理提供有效思路。从交易主体、交易对象、初始排污权分配、交易动力、交易机制的监督和保障等方面探讨了将农业非点源污染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初始排污权分配方面提出削减历史分配模式、环境负荷分配模式、人口分配模式、经济分配模式和基于上述4种模式的综合分配模式，并计算了重庆市临江河流域内各镇(街道)级行政单元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并结合实际排污量求出它们的排污权可交易额。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内各镇(街道)级行政单元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存在差异，但排污权可交易额基本为正值，满足排污权交易的前提。上述案例分析结果初步论证了将农业非点源污染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内容。     

排污权交易之谨慎思考

环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日益凸显。为了解决这一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经济性问题,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排污权交易便应运而生。排污权交易制度因其利益驱动能促使厂商主动减少污染,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排污权交易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需谨慎应对,方可充分发挥其优越性。     

排污权交易的网上双边拍卖机制设计

在多个排污权交易者随时到达拍卖平台投标并随时离开拍卖平台的前提下,采用网上双边拍卖模式对排污权交易进行建模,并设计了一种公平、有效的拍卖机制。该机制不仅能在完全未知将来投标序列的情况下立即对当前投标做出分配和支付的决策,而且满足激励相容性、个体理性、实时出清和弱预算平衡的要求,使得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污染者流向治理成本高的污染者,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污染治理成本。最后通过一个排污权交易的算例描述了如何实现本文提出的网上双边拍卖机制。     

排污权交易成本动因分析

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控制污染超量排放的方法之一,其有效实施必须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为前提.从国内外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分别从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分析排污权交易成本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提出降低排污权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方法,为构建排污权交易市场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     

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实施的思考

当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但治理环境污染又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而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通过市场机制管理环境的方式,解决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既控制了总体污染水平,又保证了市场调节下资源的最优配置效果。     

排污权交易中企业行为的微观博弈分析

针对目前中国排污权交易研究中存在的盲点,通过对企业决策的博弈分析,尝试从微观行为分析的角度扩展对排污权交易理论的研究,具体讨论了排污权交易市场下影响企业决策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交易成本、污染排放权利的界定与分配、边际减排成本差异、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参与企业的数量等是影响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些分析的结果,认为中国在设计排污权交易政策时,有必要对初始分配方式进行充分的考虑,并通过规制市场以降低政治和市场风险,通过跨区交易,保障排污权交易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     

发电企业实施排污权交易初探

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治理环境的有效途径，被一些发达国家所广泛采用，目前，中国电力行业正在进行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排污权交易的经济本质，并对排污权交易的体系及其优势进行了探讨，认为在竟价拍卖及无偿转让初始排污权这两种情况下，将会出现同样的排污权交易的均衡点。同时，阐述了建立初始排污权分配制度的方法及实施排污权交易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排污权向污染重、能耗大的发电企业流动。     

基于重置成本法的排污权定价测算研究——以沈阳市COD排放为例

排污权交易是近年来备受各国关注的一项旨在保护环境的经济政策,其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将市场机制充分地运用于环境资源的配置,通过排污权交易,实现低成本控制污染,比政府行政管制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利用重置成本法,以沈阳市化学需氧量（COD）为研究标的,将技术因素、污染处理能力及区域环境相对价值考虑在内,研究排污价格的制定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沈阳市2010年为基期,测算2011～2015年化学需氧量交易价格,并检验和预测这一价格制定方法的有效性,可以作为沈阳市及其相关排污权市场价格制定的基础和依据.     

利用环境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基于深圳PCB行业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研究

基于实证研究,探讨利用环境经济政策体现环境容量资源的经济价值,使其不仅服务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同时也成为产业优化升级的有效制度安排。基于深圳的水污染问题以及主要污染行业——电子设备制造业进行实证和案例分析,根据深圳市环境管理制度需求以及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改善环境、促进发展方面可能具有的独特优势,对深圳市流域内实施排污交易政策的可行性及障碍进行分析,并以电子设备制造典型行业为例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排污交易政策行业优化与减排成本节约等效果。研究表明,采用改进的排污交易制度可以与深圳市已有的产业优化升级、中水回用、水污染控制等其他政策相结合,形成灵活的污染控制与产业调整机制,在实现污染企业退出、污染减排、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环境政策创新:论在中国开征环境税收

在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分析了在中国实施环境税收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剖析了环境税收制度相比于命令－控制型政策、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优化,从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了在中国进行环境政策创新,开征环境税收的重要意义,认为在短期内,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制度条件尚不成熟,环境政策体系应该采取税费并存逐步过渡到以环境税收为主的方式。     

碳约束下延时补货库存控制模型研究

构建了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下考虑碳排放的延时补货库存控制模型,并与不考虑碳排放的情况进行对比,得出两者最优订购量和总成本在不同环境下发生的变化．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有效地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量,同时最优订购量取决于临界值的大小,碳配额影响总成本,企业可将多余的碳配额在市场上出售获得收益,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以及对企业生产库存最优化决策的影响．     

碳交易下考虑产品替代性的供应链减排决策研究

在碳交易背景下,针对企业单一的减排方式,提出了能源费用托管型合作模式的外包减排,并对两种减排方式 进行对比分析。 构建自主减排与外包减排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交叉价格弹性、碳交易价格及减排投资系数 对两种减排方式下企业利润和碳减排量的影响,进一步细化影响选择减排方式的因素,采用算例仿真验证模型的有效 性。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哪种减排方式,企业碳减排量和利润与交叉价格弹性系数成正向变动关系;碳交易价格增长, 会调动制造商减排积极性,产品的碳减排量增加,而对利润产生负效应;减排投资系数的增大,对企业减排起到负向阻 碍作用;节能服务公司与制造商自主减排投资系数比影响供应链选择减排方式,当减排投资系数比小于阈值时,企业 应选择能源费用托管型合作模式的外包减排,同时决策因素的变动会影响其选择减排方式的时机。     

欧盟航空碳交易的经济影响研究进展

2009 年欧盟通过航空指令, 计划于2012 年将航空业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作者详细介绍了欧盟航空碳交易政策, 包括政策的时间范围、配额总量与分配、MRV 制度、交易及惩罚机制。在综述2005年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该政策对航空业的成本和利润、需求与供给, 以及旅游、贸易等相关产业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 并探讨该政策对航空公司间竞争和区域间竞争的影响, 以及对CO2减排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结合中国航空业的发展现状, 提出中国民航应对欧盟航空碳交易政策的策略。     

环境规制对中国电力部门的影响

作为重要的能源消耗部门和污染物排放源,电力部门对我国能否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影响。为了控制电力行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本文从战略规划和法律制度两个层面总结了电力行业环境规制的现有框架,并从发电侧、需求侧和电网侧三个角度分析了该框架的减排影响和溢出效应。其中,本文重点讨论了环保税、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型环境政策的潜在影响,并提出环境规制可能给电力部门带来新能源过度投资、煤电成本持续增长、企业经营亏损等多方面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电力行业各参与方提出了新形势下的决策建议,以期为后续政策的评估和完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