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技术能力与绿色创新——基于管理者环保意识的调节效应

以制度理论、高阶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探讨管理者环保意识在两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和技术能力的中介作用，构建一个新的整合框架。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影响更强；管理者环保意识正向调节强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对激励型规制和绿色创新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技术能力在强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新能源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正>本文以2016—2020年沪深两市98家新能源产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新能源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新能源企业的财务绩效起着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本文从市场激励机制角度丰富了环境规制对新能源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旨在为新能源企业运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提供建议。     

绿色发展视域下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作用

以工业企业为对象,从绿色发展视域考察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力度越大则企业绿色创新动力越强;相较于反应型环境责任,政府环境规制对前瞻型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通过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来发挥作用,而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不具有中介作用.该研究结论为绿色发展视域下企业绿色实践与环境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支撑.     

产业结构门槛下双重环境规制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影响研究

研究构建以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在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下，双重环境规制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海洋渔业产业结构在环境规制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影响中存在双门槛效应。并且以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对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其对海洋渔业经济产生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而对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其对海洋渔业经济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即从长远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出规制的“倒逼”作用。此外，海洋渔业资本、海洋渔业劳动力和技术创新水平投入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贸易自由化、环境规制与创新效率 ——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贸易自由化和环境规制分别对创新的影响已受学者的关注,但是两者共同作用下对创新,尤其是创新效率的研究不足。在创新动力和投入依旧受限的情况下,效率的提高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运用超对数随机前沿模型,利用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试图分析贸易自由化和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水平、环境规制水平与创新效率之间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贸易自由化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均有利于充分发挥技术扩散效应和创新补偿作用,从而提升创新效率,但同时这一作用也存在“度”的限制;其次,环境规制正向调节贸易自由化对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贸易自由化亦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创新效率的倒“U”型关系。     

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绿色创新关系实证研究——一个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绿色发展为前提,绿色创新为目标,绿色形象为调节变量,构建中介调节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与环境责任、绿色创新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绿色形象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责任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绿色形象正向调节环境责任的中介效应。研究丰富及完善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我国环境规制对木材加工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目的】通过分析木材加工业的省际数据,探究不同省份环境规制对于其木材加工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进而促进开放情境下林业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发展。【方法】鉴于省域政策、资源禀赋以及经济水平存在异质性,考虑到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采用空间Dubin模型,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正式环境规制以及非正式环境规制同时纳入模型,并综合考虑“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等理论假说,将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并结合省级数据,考察了中国环境规制措施对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分工的影响。【结果】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可有效促进本省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同时会对周边省份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存在负向影响。包括命令控制型以及市场激励型的正式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性影响存在U型特征,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性影响不存在U型特征。【结论】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当区域的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时有利于当地木材加工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对于周边省份则会有负外部性。命令控制型等正式环境规制应当做到“疏堵结合”,企业要根据环境规制的引导“顺势而为”。     

环境政策工具、信息不对称与绿色创新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生命周期，研究政府补贴和环境规制两种环境政策工具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信息不对称的中介作用，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两种环境政策工具都能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信息不对称在政策工具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生命周期具有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在成长期、成熟期均有促进作用，在成熟期效果更好；环境规制在成熟期的激励效果较好，但在成长期不显著。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受到生命周期的调节，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在成长期不显著，在成熟期显著。     

环境规制和生产技术进步:基于规制工具视角的实证分析

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2003～2010年中国各省份的生产技术进步指数,并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显示,要加快中国生产技术进步进程,应该构建结构合理的多元化环境规制体系,充分发挥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互补优势,加强对信息披露等非正式规制工具的运用;同时,还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工业增长与生产技术进步协调发展,并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在生产技术创新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目的]探究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方法]利用长江流域11个省市2000-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直接管制、经济管制、公众参与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1)在上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前后均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果更大.2)在中下游地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在达到门槛值之前直接管制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跨越门槛值之后直接管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3)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区域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结论]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结合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及发展趋势,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分权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规制和研发补贴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企业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环境分权角度出发,探讨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和研发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联系,选取70家企业作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促进当地的企业自愿进行创新活动;环境规制和研发补贴在环境分权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地方政府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研发补贴可以进一步的提升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以此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问题和企业合理利用政策进行产业升级提供有益参考。     

最优化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29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SYS-GMM方法,基于中国制造业2005—2011年2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利用门槛回归模型,确定最优规制区间.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U”型特征; 环境规制通过吸收外商优质资源、发挥大企业的双重优势、抑制企业的对外贸易能力,间接影响着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双门槛效应,规制强度较低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潜力不足,在最优规制区间则显著利于技术创新,规制强度较高时的促进效果减弱.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和效率提升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6—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专利数据探讨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现状及变化趋势,并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绿色专利同时纳入绿色技术创新评价体系中,对我国各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区域差异及提升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由于不断升级的环保法规的相继出台,我国绿色专利总量逐年增加,创新激励效应已初步显现;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地区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凭借自身经济发展、研发资金投入等优势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企业是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中坚力量;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但区域间协同创新提升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健全现有专利制度平台,推动区域间及内部绿色技术协调发展,完善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环境政策是未来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探索“互联网+”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该文利用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及11个制造业子行业面板数据多维考察了“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互联网+”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整体逐步提升,区际发展差距缩小,东北地区发展缓慢,中西部地区发展较快;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互联网+”敏感程度显著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影响过程中,创新活动成为重要的媒介; “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呈现显著非线性关系,且对不同类型产业影响呈现差异性.“互联网+”对制造业发展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且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特征,而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呈现“先促进后抑制再促进”特征.     

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为研究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三者之间的空间效应,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2017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具有分化现象,科技创新的空间聚集程度则稳步提升.科技创新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却给经济地理相邻省份带来负面效应;两者的协同效应对本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负向的影响,对邻省则具有正向的影响;此外,控制变量人力资本从短时期来看对经济发展质量暂无显著的空间效应,而经济开放则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投资对本省经济发展质量有正向的影响,对邻省则存在负面的影响.     

涉农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基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

基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本文系统分析了创新要素、外部环境与涉农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并采用西南4省(市)533家涉农科技型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构建有序logistic计量模型进行了涉农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企业家创新精神、管理运行机制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创新要素,而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则是涉农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创新条件;(2)市场创新能力、激励机制效果、研发资金占比、贷款支持政策、产业潜在利润、诚信价值观念对其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是提升其发展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3)从关键变量的影响程度来看,贷款支持政策和产业潜在利润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明显大于研发资金占比和市场创新能力,表明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对其发展质量的影响比创新要素更大,改善外部环境可以直接推动其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说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科技创新能力对提升其发展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从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资金增值服务论”、“创新动力论”、“知识扩散论”等作用机制出发,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有正影响,但作用不明显.具体来看主要是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不够完善,国家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构建有效的退出机制以及加强对研发成果转化活动的支持力度.     

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用1985-2009年我国相关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静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环境规制与三次产业产值之间均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环境规制对其均有不同程度的正面效应;第一产业产值变动与环境规制之间无因果关系,但其是第二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三产业产值变动是环境规制力度强化的原因。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三步法,实证研究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中能够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突破已有实证研究割裂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局限,厘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有力回应了波特假说。研究表明,只有引致了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才能正面影响经济增长,这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被规制企业有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