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分析

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24年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的时空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1）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78-1991年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时期，而1992-2001年是基本协调发展时期；（2）从空间上看，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分布明显存在着地带性差异，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度较高，中西部除了少数省区协调度较高外，其它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度都较低。中国省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地区分布还似乎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的协调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区协调度相对较低。     

福建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图谱分析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和方法,构建福建省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协调度的概念,建立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测度模型,对福建省各市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进行定量分析,以G IS软件为平台制作空间分异图谱。研究结果表明:(1)福建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类型分为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5类。(2)福建省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协调发展,但协调层次不高,而且地区差异较大。(3)协调度较好的县(市)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的中部以及闽中的县级市地区,其中福州、厦门、泉州三大中心城市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尤其厦门协调度最高,而协调度较差的县(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南部和闽西北的部分地区。     

南充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研究

作者采用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协调度的概念,建立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二者的协调度模型,研究1993年南充建市以来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1993年以来南充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3年以前为失调和不协调阶段,2004年为弱协调阶段,2005年后进入协调时期.根据南充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几点保持其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我国海岸带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时空动态特征——以东海海岸带城市为例

以我国东海海岸带11个城市为研究区, 基于耦合协调测度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 探究1978—2018年间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的动态变化及关联度。结果表明, 研究区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协调性表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和空间上的局部高值集聚效应。阶段性主要表现在城市化速度、侧重点及均衡度3个方面。第一阶段(1978—2007年), 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 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水平提升是发展的重点, 并率先进入与城市化率的协调发展阶段, 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受单一关键因子影响的特征显著。第二阶段(2008—2018年), 城市化增速趋于平缓, 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以人为主的质量改善, 民生质量和公共服务两个属性特征与城市化率的耦合协调度迅速提升。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上海和厦门等城市均进入协调和高级协调发展阶段, 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特征凸显。空间局部高值集聚效应表现为, 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以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为极点的发展模式。     

皖江城市带环境经济系统协调演化分析

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本文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区域,构建了皖江城市带环境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研究区的环境综合实力指数与经济综合实力指数;运用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皖江城市带2004-2011年环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显示,协调度的平均值为0.7848,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总体上表现出一般协调水平,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且各年间变化幅度大;协调发展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变化范围为0.6432到0.7614,大致处于初级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阶段和中级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阶段.     

干旱区绿洲城市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关系测定: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以干旱区绿洲城市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计算指标权重,同时运用综合指数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乌鲁木齐市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市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大体呈现2个阶段的变化趋势,2004～2013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均呈上升趋势,但土地城市化仍滞后于人口城市化;2013～2016年,人口城市化呈波动趋势,土地城市化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阶段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乌鲁木齐市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呈逐年平稳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经历不协调发展、磨合发展、转型发展、中度协调发展和高度协调发展的转变趋势;城市发展类型经历了土地城市化滞后型、同步型和人口城市化滞后型的转变﹒     

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协调度分析

利用2000-2009年统计数据,构建了山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在对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模型,对山西省不同年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9年城市化综合水平逐步提高,生态环境综合质量呈波动性变化,即:2000-2003年山西省生态环境评价值呈现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好;从2003-2006年,生态环境评价值呈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差;2006-2009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好.从协调发展度来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从协调度发展类型来看,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在2000-2009年期间1a失调,1a接近失调,4a基本协调,4a协调发展.总的来说,山西省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较为协调,处于协调阶段.     

河北省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耦合特征研究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地区,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通过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协调发展度、系统协调发展度模型对案例地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河北省旅游环境综合承载指数呈现在波动中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2)旅游业发展指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经济发展指数与社会发展指数这4个指数基本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表明河北省旅游产业复合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3)从耦合协调度来看,整体上经历了较低水平的耦合阶段,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表现为从不协调到协调发展。目前处于关键的磨合阶段。     

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时空规律,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协同论的思想,构建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并以福建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福建省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布基本符合由南向北递减、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规律。2)根据协调发展度大小并结合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将福建省九个设区市划分为优质协调型、良好协调型、勉强协调型、濒临失调型、失调型等5种类型,其中濒临失调类型所占比例较高,达到30%。     

银川市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分析银川市2000—2009年经济系统与人居环境的实证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2000—2009年银川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通过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判银川市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结果表明,2000—2009年,银川市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2000—2003年表现出短暂的下降趋势,2004—2009年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城市经济持续发展,二者的协调度不断增强.     

西藏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社会-经济”耦合评估研究[1]

西藏地处我国西部边境，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西藏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民生和谐、社会稳定、主权完整。城镇化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助推器，在西藏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城镇化过程中，西藏的人口、社会、经济方面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全面完整地评估西藏自治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质量对于制定西藏接下来发展战略至关重要。文章采用耦合模型分析了2011-2020年西藏城镇化中“人口-社会-经济”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虽然在样本期内，“人口-社会-经济”耦合度始终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从耦合协调度来看，西藏 “人口-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度在最高的年份也仅为勉强协调，尚有较大提升空间。进一步研究发现西藏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社会-经济”高耦合度是由于三个系统发展水平过低导致，西藏城镇化水质量较低，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已经开始限制人口和社会的发展水平。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西藏人口、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解，为进一步推动西藏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和谐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偏离差,并据此划分出协调度类型,结果表明: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二者呈现极不协调状况,同时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城市结构体系不全、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城镇产业特色不明显关联性差等;最后提出了推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针对协调度的定义、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运用综合指数方法进行评价,并据此对郑州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做了量化分析,结合郑州的市情,提出了一些建议。     

汉中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性定量评价

目的衡量汉中市近10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性。方法以汉中市1996—2009年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建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下的两个子系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两大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根据协同论的思想构建协调发展模型,进而评价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状况。结果 1996—2009年期间,城市化发展指数每年平均上升0.17点,生态环境指数每年平均上升0.15点,研究期末协调度指数为0.12。结论汉中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快于生态环境的发展速度;汉中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度较低,表现为协调性总体上处于失调状态。在汉中市未来经济发展中,需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喀斯特地区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喀斯特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严重制约了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系统理论,借助DPSIR概念模型,构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贵阳市为研究对象,对其1992~2011年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贵阳市生态指数呈波动变化、经济指数和社会指数整体稳定上升;协调发展经历了失调衰退经济滞后型(1992~2000年)、濒临衰退过渡到勉强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2001~2003年)、初级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2004~2006年)、中级协调发展经济滞后或生态滞后型(2007~2011年)的演化轨迹,经济的相对滞后曾一度是三者协调发展的限制因子,但从长远发展看,生态系统脆弱且敏感性显著等问题一直存在,生态环境将是三者协调发展的一个主导制约因子。最后,提出贵阳市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京津冀“五化”耦合协调时空分异及影响因子分析

实现"五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对于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五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2006年、 2011年和2016年为研究时间点,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京津冀13个城市"五化"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京津冀"五化"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总体上随时间均呈现不断增长和逐步优化的趋势;②区域发展具有不同步性,高值区一直处于北京和天津等经济发展优势区,但随时间高、低值区发展差异逐步缩小;③因子探测中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q值最大,属于主导因子;交互探测中各因子交互后,任意两因子的交互影响力要优于单项因子的独立作用.     

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析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而城市化的发展状态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使城市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本文以安徽省17座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的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理论中隶属度方法,建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评价体系模型,分析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度.研究结果显示:安徽省17座地级市可分为基本和谐、和谐和良好和谐三种等级.马鞍山和铜陵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别为0.631和0.622,是良好和谐的城市;合肥、芜湖、淮南、淮北、黄山五座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处于0.4到0.6之间,是和谐的城市;其他十座城市和谐度处于0.2到0.4之间,属于基本和谐.和谐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随着城市人均GDP的增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整体上呈现出增长的变化趋势.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态势预测

区域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要素的限制并加以保护,以获得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预测的目的则是为了掌握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以及时化解和防范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恶化的风险.通过灰色预测模型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态势进行预测,经济与环境协调度预测的结果显示,2017年之后会呈现大连、盘锦两市协调度开始下降的态势;经济与环境效益综合指数预测的结果显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经济与环境效益综合评价指数主要依靠大连、营口两市的拉动和提升;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的结果显示,大连市、营口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明显高于其他4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