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引用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协调度的概念,建立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协调度测度模型,测算出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并对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1978~1993年为不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度基本为负值,1994~2004年为基本协调阶段,协调度递增为正值;2004年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东部以武汉市为中心的少部分地区由于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协调度基本为正值,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协调性,以神农架为中心的鄂西山区由于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协调度值也较高,但表现出较底层次的协调性,而其他广大地区的协调性较差,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十分突出.     

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呼包鄂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度及耦合协调模型,对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变化趋势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生态环境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耦合协调度由低度协调阶段发展为中度协调阶段,但协调发展程度仍然偏低.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河北省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

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ArcGIS软件,以河北省为例,对研究区2007-2016年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 2007-2016年河北省城镇化和经济的发展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不断增强;2)从时间上看,2007-2008年河北省城镇化和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2009-2014年呈现缓慢上升的发展趋势,2015-2016年达到极度耦合的协调发展状态;3)从空间上看,河北省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协调度表现为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到极度耦合协调发展的状态.最后,根据河北省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现状从创新驱动、城镇化发展和民生等方面提出参考意见.     

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以黄河流域内的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并结合时空演化过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格局,最后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未来5年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城市群出现轻度波动,耦合协调特征由失调、濒临协调转化为勉强协调、初级协调;最后通过预测未来5年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过程,推断城市群均处于显著提升状态,且逐步达到初级协调阶段.针对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与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

以安徽省为研究区域,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及开放程度等6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定量测算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5年、2010年、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的基础上,借助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5—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呈小幅度上升趋势,增长幅度为16.79%,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对城镇化质量的拉动作用较大;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处于上升态势,由低度失调向多层次协调发展转变,但协调度的整体水平较低,截至2014年仍然有一半的城市处于弱度协调状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具有聚集特征,呈现"两高两低"空间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今后应将提高人口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开放程度等作为促进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艾比湖流域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测评及协调性分析

为推动艾比湖流域城镇与水土资源开发的协调发展并深化研究,以艾比湖流域各县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并评价2005、2010和2015年3个时间点的城镇化水平、土地资源效益和水资源效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三者的耦合状况及协调发展状态.结果表明:2005-2015年艾比湖流域城镇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整体不高,水资源效益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其他二者的发展速度,其中独山子区发展最好,温泉县较低;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和水土资源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类型差异较大,各城镇的耦合度类型从主要集中在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协调发展度类型由勉强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     

厦门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研究可以定量地反映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水平.以厦门市为例,建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模型和判别标准,利用因子分析与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厦门市2000—2008年环境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2000—2008年厦门市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00—2006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大于0.8,为良好发展类型,2007—2008年协调发展度大于0.9,为优质协调发展类型.另外,2007年环境发展水平同步于经济发展水平,其余年份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环境发展水平.今后厦门市应继续坚持环保优先的政策,以满足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以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乌鲁木齐市作为研究区,构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指标,运用熵权法、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6年乌鲁木齐市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值整体上高于生态环境得分值,但各年的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和生态环境综合得分之间的差别不大,此期间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不够稳定,但是总体趋势属优质协调发展类,2012年以来,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保持着稳定的良好关系,并且乌鲁木齐市近12年来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协调发展类,且协调发展度从前5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向良好协调发展转变.     

福建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本研究采用复合指标测度法,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对城镇化指数进行适当修正后,对福建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2000-2014年的协调发展差异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年期间,福建省整体上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且土地城镇化过度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2002年为严重失调阶段,2003-2007年属于轻度失调阶段,2008-2013年发展到濒临失调阶段,至2014年福建省整体协调发展度达到勉强协调,综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讨区域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上海、杭州、南京等区域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相对较高,苏北和苏中地区城市相对较低.综合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区4种类型.培育政策保障与政策调控机制、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等多元驱动机制是提高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     

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研究——基于2006-2015年11市面板数据

采用耦合模型对2006-2015年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城市化进行耦合评价研究, 研究发现:旅游业和城市化取得较大发展, 旅游业发展基础较城市化差, 但增速较城市化高, 2014年旅游业发水平超过城市化;旅游业与城市化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及耦合协同类型呈现出从低到高的演变趋势, 肇庆和南宁未实现高度耦合、良好协调与高度和谐;耦合演变时序性特征与地域分异特征显著.建议提升城市化水平, 激发都市区和中心区的带动效应, 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     

不对称信息下应对突发事件的供应链回购契约协调模型

在分析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回购契约协调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不对称信息时应对突发事件的供应链回购契约协调模型,该模型通过合理分配突发事件新增的额外成本,从而获得供应链系统的协调与最佳效益.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能够使得供应链各企业在应对突发事件环境下达到有效协调并使之利润最大化.     

电子商务环境下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研究——基于期权分析工具

在单一电商和单一第三方物流企业构成的两级物流服务供应链中,针对分散决策时的”双重边际化”现象,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期权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协调.推导出电商的最优物流服务订购决策、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最优物流能力投资决策以及实现协调时期权价格与执行价格的表达式.进一步得出了获得协调同时能够实现双方收益帕累托改进的期权契约参数的集合,通过讨价还价理论确定最终可以实施的期权契约.     

汉中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性定量评价

目的衡量汉中市近10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性。方法以汉中市1996—2009年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建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下的两个子系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两大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根据协同论的思想构建协调发展模型,进而评价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状况。结果 1996—2009年期间,城市化发展指数每年平均上升0.17点,生态环境指数每年平均上升0.15点,研究期末协调度指数为0.12。结论汉中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快于生态环境的发展速度;汉中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度较低,表现为协调性总体上处于失调状态。在汉中市未来经济发展中,需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西藏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社会-经济”耦合评估研究[1]

西藏地处我国西部边境，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西藏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民生和谐、社会稳定、主权完整。城镇化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助推器，在西藏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城镇化过程中，西藏的人口、社会、经济方面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全面完整地评估西藏自治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质量对于制定西藏接下来发展战略至关重要。文章采用耦合模型分析了2011-2020年西藏城镇化中“人口-社会-经济”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虽然在样本期内，“人口-社会-经济”耦合度始终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从耦合协调度来看，西藏 “人口-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度在最高的年份也仅为勉强协调，尚有较大提升空间。进一步研究发现西藏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社会-经济”高耦合度是由于三个系统发展水平过低导致，西藏城镇化水质量较低，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已经开始限制人口和社会的发展水平。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西藏人口、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解，为进一步推动西藏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析

城市化发展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生态环境是否与城市化相适应,成为山西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对山西省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协调度模型对山西省城市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得出山西省11市只有太原市是高度协调发展型,忻州市是严重失调衰退型,吕梁市是中度失调衰退型,其余大部分都属于中级协调发展型与濒临失调衰退型.并对此进行原因分析及提出对策.     

我国海岸带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时空动态特征——以东海海岸带城市为例

以我国东海海岸带11个城市为研究区, 基于耦合协调测度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 探究1978—2018年间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的动态变化及关联度。结果表明, 研究区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协调性表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和空间上的局部高值集聚效应。阶段性主要表现在城市化速度、侧重点及均衡度3个方面。第一阶段(1978—2007年), 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 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水平提升是发展的重点, 并率先进入与城市化率的协调发展阶段, 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受单一关键因子影响的特征显著。第二阶段(2008—2018年), 城市化增速趋于平缓, 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以人为主的质量改善, 民生质量和公共服务两个属性特征与城市化率的耦合协调度迅速提升。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上海和厦门等城市均进入协调和高级协调发展阶段, 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特征凸显。空间局部高值集聚效应表现为, 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以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为极点的发展模式。     

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以“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为例

"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是临汾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区.2012年,经济带的城镇化水平均超过了34%,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带城镇化呈现典型的粗放外延发展特征,存在城镇化水平总体滞后、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以霍州为代表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乏力、土地资源供给趋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经济带应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转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生态文明与城镇化建设有机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分析

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24年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的时空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1）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78-1991年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时期，而1992-2001年是基本协调发展时期；（2）从空间上看，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分布明显存在着地带性差异，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度较高，中西部除了少数省区协调度较高外，其它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度都较低。中国省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地区分布还似乎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的协调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区协调度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