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呼包鄂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度及耦合协调模型,对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变化趋势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生态环境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耦合协调度由低度协调阶段发展为中度协调阶段,但协调发展程度仍然偏低.     

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讨区域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上海、杭州、南京等区域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相对较高,苏北和苏中地区城市相对较低.综合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区4种类型.培育政策保障与政策调控机制、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等多元驱动机制是提高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     

张家界市生态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

在建立张家界生态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熵权法计算出2005～2017年的综合得分,最后进行相关性分析、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张家界市生态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耦合度测算表明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呈现拮抗型的耦合状态,根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可将其分为耦合协调薄弱阶段、耦合协调调整阶段和耦合协调优化阶段;它们存在内在协同机制,保持着互促共荣的协同关系﹒针对二者耦合协调状态还未完全达到良性状况,本文为二者的协调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对策﹒     

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测度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新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完善宁夏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政策体系同时推进两大系统协调发展,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民族地区实际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指标体系,选取2000—2014年基础数据并应用改进的熵值法、综合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等模型分析了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4年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均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但U1>U2,表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始终优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属于新型城镇化滞后型;耦合度C呈现波动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耦合度值由0.494 93下降到0.479 09又上升到0.482 04后又下降到0.470 09;而耦合协调度由0.244 85上升到0.507 04,上升趋势明显。从耦合协调度类型来看,分为两种类型,2000—2013年总体处于失调阶段,其中包含中度失调、低度失调、濒临失调3个阶段;2014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才步入勉强协调阶段,至此进入了协调发展阶段,但距离高度协调甚至极度协调仍存在较大差距,说明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匹配程度偏低,要实现两大系统协调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昌吉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演变分析

文章以新疆昌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S-R"模型、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及耦合分析法评价2002-2015年昌吉市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阶段及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水平变化差异性明显。其中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对昌吉市城镇化综合水平影响最大,生态环境响应对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2)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整体波动上升的演变趋势,两个系统发展水平差距呈现变小的趋势,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时期内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其变化范围是0.4419-0.8316。(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阶段性特征。2002年属于非协调阶段,其类型为衰退类-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2003-2011年为转型期阶段,其类型分别为发展类-初级协调城镇化滞后型和中级协调发展类城镇化滞后型;2012-2015年属于协调阶段,其类型为发展类-良好协调城镇化滞后转向生态环境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安徽省的数据

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作用,揭示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安徽省为例,实证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和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现代服务业相比,实现由滞后向超越转变;2005²014年两者耦合度变化幅度较小,仍处于发展初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实现由失调向协调转变,但是总体水平较低。     

西北河谷型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以典型的西北河谷型城市——兰州市为例,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计算其综合水平指数,结合耦合度、协调度模型深入分析耦合交互机制.结果表明:2000-2011年兰州市新型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水平指数不断提高,上升幅度比较大,新型城镇化水平增长略快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始终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度虽有上升态势,但程度一直偏低,属于严重失调阶段;作为土地稀缺的河谷型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供给不够充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兰州市应积极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益,促进城市土地利用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绿色化与城镇化的耦合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福建南平为例

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南平市绿色化与城镇化水平及其耦合特征进行了研究,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8—2017年,南平市绿色化和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2017年均达到峰值;绿色化与城镇化耦合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且绿色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处于颉颃阶段,正往磨合阶段迈进;绿色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变化曲线呈现出皮尔曲线特征,先后经历低协调阶段、中协调阶段和高协调阶段;森林覆盖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绿色化指标、人口城镇化率和城市经济占比等城镇化指标与耦合度及协调度的关联度较高,对绿色化与城镇化耦合系统的影响较大。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

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以长株潭城市群2005—2020年面板数据为基础,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个方面选取30个评价指标,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分别对长株潭城市群三市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评价和建议.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市域间有差异;(2)三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区域上,长沙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其他两个市;(3)三市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耦合度稳中有进,两者都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最后,为推动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坚持强省会战略,推进长沙作为省会的带动辐射作用;并以长株潭为核心,带动湖南省城乡协调发展.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乡村旅游通过集聚效应、结构效应、投资效应、生态效应等动力共同作用,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方面全方位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新型城镇化通过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双重拉动,带动乡村旅游在规模、品质、效益等方面的发展.基于此,构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模型,对2010—2016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互动性、协调性强,在年际变化上,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存在显著梯度差异,其中苏南地区两系统互动性最强,其次是苏中地区,最后是苏北地区,三大区域历年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其中苏南地区最高,属高度耦合,苏中、苏北地区属中度耦合;江苏省大部分城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已经进入高度耦合、良性发展阶段,并且耦合协调等级逐步提高,根据各市变化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优势互动型、持续增长型、波动增长型、滞后发展型四类;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就要推动二者深度耦合,各地均衡发展,并且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耦合模式.     

安徽省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过程与影响因素

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内容,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及耦合发展驱动因素对实现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安徽省地级市辖区、县级市、县为研究单元,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人口密度、平均高程等相关指标计算人口和土地城市化速率的协调度,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研究了2000-2016年安徽省人口和城市化速率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演变趋势、空间差异,最后探讨了耦合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安徽省主要的城市化特征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整体向好但增长缓慢,协调水平仍较低;②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较为明显,并且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③对两者耦合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土地城市化率、人口密度和平均坡度,交互作用最强的因素为人口城市化率和土地城市化率,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密度与相应的社会经济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黄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分析

城镇化进程伴随着一系列与水资源有关的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掌握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的耦合协调关系. 本文构建了基于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的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以及基于生活、工业、农业和生态的水资源利用水平综合指标体系,进一步建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研究二者耦合协调的关系,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障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1）流域内省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中下游增速明显; 2）区域水资源利用水平差异缩小,呈现下游高于上游的东西阶梯状分布;3）耦合协调度空间多样性明显,高值地区主要在上游,率先进入中度耦合协调状态;4）研究时段内,城镇化过程中未出现用水结构失调现象; 5）人口和土地均为城镇化水平主要的障碍因素,而用水水平中,各地区主要障碍因素不同. 由此建议:进一步加快黄河流域发展速度,提高城镇化水平,同时要注意用水结构的变化,重视生态用水总量投入以确保各类用水平衡;重点关注水资源利用方面主要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指标,侧重提高障碍因素对应的用水水平,使城镇化发展与水资源利用水平的变化处于良好的耦合协调状态.      

山东省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协调性研究

在界定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镇化质量和规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2009年～2015年山东省17地市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进行评价.建立空间统计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分异、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在青岛、济南两个核心城市的带动下,山东省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表现出区域间不协调的空间格局,城镇化规模集聚性优于质量,山东半岛城镇化规模集聚性强.3)山东省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整体协调性较高,随时间推移逐步提升并且表现出从沿海向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     

艾比湖流域水资源利用现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

文章简要介绍了艾比湖流域水资源概况,分析了该地区现状用水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仅要通过农业节水来完成,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积极实现用水结构的调整,将宝贵的水资源分配到更有经济效益的产业,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构建节水型社会,是地区产业结构重点调整的方向;并就此提出了今后中游地区基于水资源条件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模式。     

南京城市化与水资源环境耦合关系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城市化和水资源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市化水平与水资源环境二者之间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对南京市2000—2012年间的城市化与水资源环境交互耦合作用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城市化综合指数呈线性增长趋势,水资源环境综合指数及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处于均衡发展态势,虽然近些年两者的协调度出现波动式变化,但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在合理可控的范围,需要对出现的协调度下降状况引起重视.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以中国4个五年发展战略的截止年份为时间节点, 基于径向函数(RBF)神经网络模型测度2000, 2005, 2010和2015年中国337个市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建设用地的利用强度, 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ESDA)分析其时空演变格局,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时空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1) 2000—2015年,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且空间差异显著, 高强度的利用水平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区、各大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 2)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呈现空间自相关性, 且全局分异格局与冷热点分布格局及空间异质性的态势基本上吻合; 3)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空间格局演变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政府经济调控4 种因素影响, 影响程度的排序为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经济调控。     

西藏自治区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研究

本文以西藏自治区73个区县为研究单元,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人口城镇化系统、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及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人口城镇化水平随时间加速增长,空间格局呈现“中心区县高,东南高、西北低”；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速趋势更加明显,阿里地区发展最迅速,各地级市中心区县发展最优；③整体发展水平落后,耦合协调度随时间明显升高,正向协调发展迈进。2000年与2015年格局相似,空间分异明显；④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正相关性愈发显著；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协调发展具有以拉萨和山南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特征,热点区先向北扩张、后向南缩小,次热点区呈现“东北-西南”方向性,次冷点区范围缩小,集聚在昌都和林芝东部,冷点区数量增加,集中在藏西北高寒区域。     

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析

城市化发展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生态环境是否与城市化相适应,成为山西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对山西省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协调度模型对山西省城市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得出山西省11市只有太原市是高度协调发展型,忻州市是严重失调衰退型,吕梁市是中度失调衰退型,其余大部分都属于中级协调发展型与濒临失调衰退型.并对此进行原因分析及提出对策.     

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格局动态变化分析

为了解2005—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格局动态变化,以2005年、2010年和2015年3期遥感影像解译结果为基础,利用景观面积动态度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借助Arcgis、Fragstats等软件,分析广西西江流域2005—2015年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5—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内景观以林地、耕地景观为主,耕地景观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建设用地景观呈上升趋势;（2）2005—2015年流域内景观呈破碎化发展,景观分散,聚集性减弱,景观的数量、面积、类型呈现多样化,景观结构组成相对复杂,斑块间离散程度或景观破碎程度变高,景观连接性变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2005—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格局动态变化明显。     

武汉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研究

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协调发展模型以及回归分析模型评价2002年～2015年武汉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并预测二者2015年～2019年的协调发展状况.武汉市2002年～2015年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不断上升,经历了人口城镇化领先且差距先缩小后扩大、土地城镇化领先且差距扩大以及土地城镇化领先差距缩小3个阶段.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经历了从不协调阶段到协调发展阶段的转变.武汉城市圈,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武汉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回归模型预测,2015年～2019年武汉市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将继续升高,但二者差距将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