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吉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演变分析

文章以新疆昌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S-R"模型、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及耦合分析法评价2002-2015年昌吉市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阶段及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水平变化差异性明显。其中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对昌吉市城镇化综合水平影响最大,生态环境响应对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2)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整体波动上升的演变趋势,两个系统发展水平差距呈现变小的趋势,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时期内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其变化范围是0.4419-0.8316。(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阶段性特征。2002年属于非协调阶段,其类型为衰退类-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2003-2011年为转型期阶段,其类型分别为发展类-初级协调城镇化滞后型和中级协调发展类城镇化滞后型;2012-2015年属于协调阶段,其类型为发展类-良好协调城镇化滞后转向生态环境滞后型。     

基于农户福祉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退耕还林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效应——以宁武县为例

以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理论为基础,根据宁武县生态环境特点和当地农户福祉水平,构建了宁武县退耕还林生态经济系统,并对其退耕前后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1年,宁武县退耕还林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系统综合指数与社会经济系统综合指数均呈增长趋势,而且二者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步的;2001—2006年,宁武县生态系统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大于社会经济系统综合指数的增长率;而2006—2011年,二者正好相反,说明退耕还林工程对宁武县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明显的效果.从总体上看,宁武县生态环境和人类福祉均处于较低的水平.2001—2011年,宁武县退耕还林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得到逐步改善,由退耕前的勉强协调发展类福祉和生态同步型过渡到基本协调发展类福祉和生态同步型.     

厦门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以厦门市全域为研究区域,通过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建立厦门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对该区域2003-2012年间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层间的协调性及其两系统间的总体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定量评价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厦门市生态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协调性整体良好,且两系统间协调发展状况总体呈现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但二者协调发展进程较为缓慢,在近10 a间均属于中度失调发展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2003-2007年为城市社会经济滞后型,2008年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2009-2010属于城市社会经济滞后型,2011-2012年又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二者在相互协调发展中具有交替式上升的特征.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度研究——以遵义市为样本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地貌独特,生态系统脆弱,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以遵义市为例,通过构建经济水平评价体系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该市2001~2010年的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程度和协调水平进行评估,发现虽然十年来该市经济指数不断上升,生态环境质量较好,但其经济水平整体却并不高。虽然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不断改善,但要实现两者的优质同步发展目标,仍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模式。     

大连市环境-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

在环境-经济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大连市自身的特点，建立了大连市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对其协调度和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大连市环境与经济的发展关系相对趋于协调，但2002年后大连市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已从经济增长滞后型转变成环境发展滞后型。     

西安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演进分析研究

运用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生态环境学的理论,以西安市为例,选取表征环境、经济系统效益的指标建立协调发展的评判指标体系,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借助软件SPSS13.0,通过主成分载荷进行指标权重赋值,并根据离差分析原理建立协调发展度模型.结果显示,1998-2005年西安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呈现由勉强协调环境滞后型到初级协调环境滞后型到中级协调环境经济同步型的演化轨迹,据此探讨了西安市经济与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机制.     

贵州省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与协调发展度模型对贵州省2010—2017年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经历了严重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及良好协调5个阶段,当前乡村经济综合评价值大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低,且上升幅度小于乡村经济。2011年以来贵州省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处于生态环境滞后型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优化策略。     

贵阳市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演化与障碍因素诊断

利用耦合协调度、障碍度等评价模型对贵阳市2004—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以及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4年贵阳市城市化、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整体趋势都在提高;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度α一直大于0°,小于90°,二者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近几年二者演化速度的差值增大,耦合度α逐渐趋近于90°,说明二者的关系正在向不和谐方向发展;耦合协调度先上升后下降,经历了低度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中度协调的演变过程;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环保投资占GDP比重3个因子是当前阻碍贵阳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子.     

基于耦合模型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榆林市为例

研究榆林市近15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和动态演变过程。以榆林市1997—2012年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生态环境与经济交互作用下的两个子系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根据协同论的思想构建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进而评价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1997—2011年期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平均每年下降0.02个点,经济发展指数平均每年上升0.03个点,研究期末耦合协调度为0.406。榆林市生态环境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类型为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榆林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要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和建设其生态环境,以期达到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     

基于生态文明的贵阳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评价研究

为了了解贵阳市土地利用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效益状况和三效益之间的协调情况,以2003~2011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为基础,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选取了共35个指标建立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协调度模型计算2003~2011年的协调度,并依据协调度划分标准,分析各年的协调程度。结果表明贵阳市2003~2011年土地利用的三效益整体上均呈增加趋势,在2008年达到平衡状态,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性从不协调状态逐步发展为极大协调状态。贵阳市近年来在"生态文明"的带动下,不再只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增加,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土地利用效益的发展逐步走向协调可持续状态。     

皖江城市带环境经济系统协调演化分析

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本文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区域,构建了皖江城市带环境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研究区的环境综合实力指数与经济综合实力指数;运用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皖江城市带2004-2011年环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显示,协调度的平均值为0.7848,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总体上表现出一般协调水平,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且各年间变化幅度大;协调发展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变化范围为0.6432到0.7614,大致处于初级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阶段和中级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阶段.     

四川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 通过构建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 济的耦合协调模型 定量测度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度与相对发展度 结果表明:(１) 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呈现整体向好的态势 并进入到高度协调发展阶段 (２)耦合协调指数按照“严 重不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趋势演进 相对发展阶段呈现出“高等教育滞后—同步发展—区域经济滞后— 同步发展”的演进态势 (３)同时 ２ 个系统协调发展态势受风险因素影响较为显著 建议通过促进经济增长 鼓励创新 加大 教育投入 提高应对风险能力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协调发展     

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系统耦合协调模型、回归效应模型和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效应、影响因素及障碍因子。研究结果显示：（1）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向好的发展态势。耦合协调度发展态势经历了“不协调发展（1995—2009年）→转型发展（2010-2014年）→协调发展（2015—2019年）”的演化阶段，耦合协调等级由“极度失调”演化为“中度协调”，形成旅游经济滞后和生态环境滞后两种发展类型；（2）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受旅游经济系统影响较大；旅游规模和旅游效益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响应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3）1995—2019年旅游系统影响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前五位的障碍因子变动不大，主要以旅游规模和旅游效益为主；生态环境系统前五位的障碍因子因阶段不同而有所差异。     

基于GIS平台的CBERS-1卫星数据的应用研究——以贵阳市生态环境调查为例

以地理信息系统(G IS)为数据处理平台、CBERS-1卫星遥感数据为信息源,结合野外考察,从贵阳市生态环境、人口和经济现状入手,主要利用RS与G IS为技术手段,详细研究了区域生态环境评价因子信息提取的技术、环境指标确定的方法,构造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模型,探讨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贵阳市生态环境现状进行综合评价,并从景观生态的角度探讨生态环境现状背景指数与土地利用程度的关系,由于岩溶地区的人口压力过大,因此还进一步研究了该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中人为干扰度的评价。     

太原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析

选取反映城市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析太原市2002—2011年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结果显示:2002—2011年,太原市的经济持续发展,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两者间协调度不断增强,协调类型由中度协调发展类经济发展滞后型转变为优质协调发展类人居环境滞后型。     

基于RS的中国-东盟海岸带生态安全评价

运用GIS与RS技术,选取2000年与2015年中国-东盟海岸带的土地利用数据,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反映中国-东盟海岸带生态安全状况。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ESI)研究中国-东盟海岸带生态安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显示:15年间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整个区域内的土地利用结构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大,但整个区域生态安全指数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通过引入干扰度指数、脆弱度指数和生态环境风险指数等指数评价区域生态安全,揭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特征,并进一步认识研究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对区域生态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探讨——以贵州省沿河县为例

【目的】定量分析出沿河县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揭示出发展规律。【方法】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建立一套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将“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形成综合权重,对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各项指标赋权,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定量化分析,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结果】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别为轻度失调、中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良性耦合协调和优质耦合协调,并由此提出耦合协调发展建议。【结论】评价结果为相关管理部门推进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探讨——以贵州省沿河县为例

【目的】定量分析出沿河县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揭示出发展规律。【方法】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建立一套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将"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形成综合权重,对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各项指标赋权,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定量化分析,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结果】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别为轻度失调、中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良性耦合协调和优质耦合协调,并由此提出耦合协调发展建议。【结论】评价结果为相关管理部门推进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吉林省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根据2011-2016年吉林省8个地级市数据,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进行研究.基于熵值和变异系数的组合赋权法确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8个城市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吉林省8个地级市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最高,城镇化综合评价值最低的城市是辽源市,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最低的城市是白城市;长春市属于高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吉林市属于基本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其他6个城市均属于中度失调发展类城镇化滞后型.     

陇南地区脆弱生态环境动态评价

分析了陇南山区生态环境的特点，认为其是以干旱河谷为基带的较为特殊的山地生态系统，具有较明显的过渡性和敏感性．选取自然、社会和经济等人文因素建立了陇南脆弱地域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该地域生态脆弱程度进行动态评价，结果表明，陇南地区生态系统脆弱度为0．18，属轻度脆弱区．14年来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92年以前为重度脆弱性，脆弱指数大于0．30；1992年以后，为轻度脆弱性，脆弱指数小于0．30，且逐年下降．说明该地区生态环境正在向良性方向转化．其中农民收入的增加、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环保政策的有力支持，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向良性转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