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土家族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刍议

从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总体地理位置和历史与现实情况出发,着重分析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及困境,提出了该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唐代道教与泰山祭祀考论

唐代道教成为国家宗教,泰山作为道教的名山洞府自然深受影响.唐代岱岳观双束碑题刻等史料记录了唐代五帝一后频繁行道于泰山的事项,表明泰山与唐代政治宗教的密切关系,也酝酿着泰山官方祭祀的重大变化.开元十九年是泰山祭祀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此前,道教仅止于行道于泰山,此后,道教借助皇帝之力,并最终设计出了自己的东岳祭祀系统,与传统泰山祭祀系统相互影响融合,对后世的泰山祭祀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鄂西医院用民族药品种调查研究(Ⅱ)

为考察鄂西土家族地区咸丰县、宣恩县和利川市中医院民族药及其临床应用情况,规范品种的应用,对医院药房的民族药材(饮片)品种进行了样品收集、民族医生访谈、野外对口原植物标本采集鉴定、药材样品鉴定和资料整理分析,现明确了第二批19个鄂西医院用土家药(苗药)品种的名称、基源、功效和应用,纠正了某些品种文献记载和使用中的问题,首次对老虎麻茎、黄荆条药材进行了性状描述.研究结果可为促使土家族、苗族药在医院的规范使用和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播州杨氏土司崇佛奉道史迹考略

杨氏领播期间,一方面积极推行儒家教化,另一方面对佛教和道教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崇佛奉道,安边化民,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和道教在播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打破了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狭隘界限,加速了儒释道巫混杂合流的步伐,对播州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影响甚巨,对播州土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较大贡献。     

中国道教宫观植物多样性及道教树种分布格局

共获取到全国72座道教宫观的树木名录,揭示了不同地区道观的树种组成特征、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道教宫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1)在全国72座道教宫观中,共计树木354种,隶属85科208属;(2)道观树种以乡土树种为主,各道观中乡土树种的比例均值为62.5%±19.8%(比例均值±标准偏差),且大多数道观(77.8%)中保存有受威胁树种;(3)道教树种多起源于亚热带地区,并以长江流域为热点区域,尤其是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南与中南地区;(4)影响道教树种分布的主要因素是地理和气候因子,但其组成在气候带上却难以区分,且随着气候带的北移,并未表现出宗教树种替代(以形态或文化含义相似的乡土树种替代原始宗教树种)现象.以上结果表明,道教宫观中植物资源丰富,是潜在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在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能为区域生态修复和城市绿地建设提供参考.     

土家族土司音乐源流考略

土家族土司制度渊源可追溯至远古,在土家族远古至土司早期的音乐活动中,其音乐内容大多数与祭祀及祖先崇拜有关,这是由土家族先民生活、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从土家族土司音乐发展脉络来看,土家族土司音乐的形成与土家族宗教祭祀、民俗民风、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鄂西自治州土家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

鄂西土家族民俗旅游的发展是湖北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一部分,本文通过对鄂西土家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分析,得出鄂西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同时由于重视不够存在很多的缺陷,然后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仅供参考。     

宁波与道教文化

宗教文化在宁波地区渊源流长，既有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又有曾经非常兴盛的道教文化。四明山脉的洞天福地吸引了众多的道教徒遁迹山林、兴宫筑观，聚居修炼，其中就有葛洪、徐可复等著名道士，唐宋对道教的扶持也使得宁波地区道观林立，这些都是宁波发扬道教文化的宝贵基础。但发掘道教文化不能仅仅局限在道教界．而应该关注道教的广泛影响力，如道教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许多浙东学派的学者实际上与道家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宁波文化素养的养成，因此宁波在建设现代都市的进程中需要重视对道教文化的弘扬。     

巴渝文化与早期道教

早期道教(正一道)在形成过程中,其人员活动与构成、思想、组织等与巴渝文化关系紧密,受其影响颇深。早期道教形成后对巴渝地区又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     

试论道教对元杂剧的影响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拓展性,深深地影响着元杂剧的创作：神仙道化剧与写梦戏的产生,剧中出现大量描写道法道术的内容、对元杂剧艺术风格的影响     

鄂西南清江流域穴居文化的初步研究——以利川鱼木寨、船头寨为例

穴居是鄂西南清江流域地区延续历史久远、形式独特的一种居住形式,它是土家族渔猎经济形态的缩影,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白族民间文学的道教色彩

由于道教在白族地区的长期渗透,白族民间文学浸润着浓郁的道教色彩。白族民间文学既拥有大量的道教人物及与之相关的故事,又广泛地吸纳了道教的方术和仙境幻想。白族民间文学生动地揭示了道教对白族民众的深刻影响,也突出地展现了白族民众不为宗教拘囿的世俗文化心态。     

壮族民间宗教中的汉文化因素

壮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壮族人民受汉族地区流传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创造了壮族地区富有特色的混杂型民间宗教文化。     

鄂西土家族常用植物药(豆科和虎耳草科)的调查研究

为调查整理鄂西土家族常用的隶属于豆科和虎耳草科的植物药种类和民族医疗应用,通过走访民族医生、野外实地调查、标本鉴定和资料整理分析,获得的研究结果表明:鄂西土家族常用的此两科18种植物药中,豆科植物药有13种,虎耳草科植物药5种,其中14种植物药的某些药用经验在国内药学专著未见记载.此调研结果为上述植物药的深入研究、开发利用提供了珍贵的实地应用资料.     

论明清时期土家族竹枝词对地方音乐的影响

竹枝词的发展在艺术史上一直都与地方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朝刘禹锡因为受到巴渝竹枝歌的影响,开创了竹枝词文体并引向文坛发展,此后竹枝词受到各地文人的青睐。土家族竹枝词记录了许多土家族的音乐活动,也给土家族地区的音乐创作带来了新的元素,同时也对地方音乐产生重要影响。     

论清代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

改土归流在土家族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变革。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客观上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及商业的繁荣发展。当然,该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为当今土家族的经济开发提供某些方面的借鉴。     

瑶族与华南诸族梅山教比较研究

瑶族与壮、汉、仫佬、毛南等华南诸族之梅山教信仰在崇拜对象、仪式活动、经文法具、传承方式等方面有共同特征,表明它们有着某种共同的渊源.依据现有资料,可以初步确认它们是历史上某个时期受道教影响而形成于广西境外的某个地区的名为“梅山教”的宗教传入广西后.与壮、仫佬、毛南等族固有宗教相融和的产物.其形成与传播与瑶族关系密切.瑶族宗教自称“串通闾梅二教”,仪式复杂.此二教之结合在其他民族也有不同表现.     

试论梅山教的形成及其与道教的关系

梅山教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最具有影响的民族宗教。它经历了原始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和跨民族性宗教三个阶段。作为一种民族宗教,它正式创立于唐末五代,而作为一种跨民族性宗教即完成于元末明初。梅山教是由瑶族所创立,由我国西南众多少数民族共同信仰的一种独立的民族宗教,并不是道教的一个流派。瑶族老人尤其是梅山师公死后,其亡灵都要回归梅山就是梅山教作为独立的民族宗教的最主要证据。但由于两宋以后,随着族群的迁徙与文化的融合,道教凭借着政权的力量进入梅山文化地区,一部分汉族道教移民转而改信梅山教,并进而将道教的神祗和道教的教理教义植入梅山教之中,从而使梅山教具有了浓重的道教文化色彩。     

论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的多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呈多元化发展,从哲学而言,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有无之争、言意之辨、形神之鉴等命题对文艺思想和创作颇有影响.汉代的礼文化被“通达“、“任自然“所代替,情诗渐多,玄学之盛直接导致玄言诗的产生,山水赏会使以陶、谢、宗、王为代表的山水诗画达到相当高度.道教对游仙诗和志怪小说的影响,佛教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魔术、绘画、雕塑、音乐的影响,则可以看到宗教与文艺的关系.胡汉文化分别在南北地区融合、发展,又生出了诸多差异,形成了南北文风与艺术的诸多不同,造就出多姿多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