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主体性与翻译的语境重构

翻译是一种处于社会惯例和文化习俗之复杂网络中心的、原创性的、主体性的活动。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下,译者主体性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动态平衡的存在,进而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语境重构就是译者对语际转换后的文本进行词汇、句法以及语篇层面发挥主体性的创造性重构,以便使读者最大限度地理解并欣赏译文。     

文化语境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思潮，翻译这一术语得以重新改写与界定。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语境视阈下，分析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译者从文本的择取到文本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翻译动机到翻译成品的推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下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纵。因此，只有当译者在认同主流文化趋向的前提下，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充分显彰。     

译者主体性的意义:哲学阐释学视角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的构建者。翻译即解释、译者就是解释者、理解和解释的无穷性、效果历史原则等理论为我们审视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并呈现出主体性意义的哲学本质。作为一种解释行为,译者的主体性已经让优秀的文艺作品得以传承,并将继续以其巨大的潜力使承载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外域文学走进本民族并广泛传播。     

目的论视角下译者主体地位的构建

本文以全球化语境为背景,以翻译的文化转向开篇,论述了在目的论视角下译者地位的突显,点明译者主体地位的构建。     

译者主体性思维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

译者主体性思维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和源语文化两个客体的理解与阐释,可根据思维学的分类法分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译者主体性思维与译者主体能动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发挥译者主体能动性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下解决翻译中的难点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关键所在,在文学翻译中更应突显翻译思维的不同形态及综合应用,以期更好地提高翻译质量。     

文学翻译系统规范与译者主体性研究的社会学途径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核心主体,直接决定了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翻译产品等各个环节。文本外部的文化规范与其内部的语言规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必须通过译者的中介作用才能具体体现在译文中。但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系统规范因素,在彰显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译者主体性发挥有受其决定论影响的倾向。本文以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为视角,从译者惯习和场域出发,具体阐述文学翻译系统规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随着翻译学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逐步受到国内外翻译学者的关注而成为了翻译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而当翻译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强调,他们成为了文本的操控者和改写者。获得了与作者平等的地位。本文正是基于此现象,试从翻译这一动态过程中译者的中介作用视角切入,探讨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试论译者主体性在张振玉译本《京华烟云》中的体现

20世纪70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新的翻译理论和和研究方法的层出不穷,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多的得到了翻译研究界和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张振玉先生翻译的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得出译者主体性在此翻译过程中的充分展现和张扬,翻译之处无不烙下了译者主体性的痕迹。     

译者主体性在中国近代翻译高潮时期的体现

翻译一直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交流重要手段。在翻译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也是翻译中最活跃的因素一直未被予以重视。随着二十世纪译学研究的兴起和“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主体性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新旧交替时期的翻译家及其译作的分析,探寻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翻译原本的选择及翻译语言及手法的运用中的体现及其价值。     

从翻译研究的主体间性看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

翻译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是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否认译者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翻译主体研究是一个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甚至还包括出版者、赞助人等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主体间性则主要从理论上解决了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以及各自主体性的表现,它不仅体现在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译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关系上.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至隋唐的佛经翻译作者主要为印度佛经编纂者,译者包括两部分: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及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读者则不仅包括当时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阶级,也包括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劳苦大众.本文将从翻译研究的主体间性出发,着重分析当时各翻译主体间的深层关系.     

主体间性视域下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策略

从多维度解读了译者主体性,认为作者和文本中心论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而翻译研究中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基于对实际译例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运用主体间性理论探析了译者主体与原文主体、译者主体与目的语读者主体、译者主体和翻译发起者主体在外宣翻译活动中的互动关系与翻译策略。     

从伽达默尔的“偏见”观看鲁迅翻译策略的转变

以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偏见"理论为基础,将鲁迅的翻译活动置于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语境中,对鲁迅采用先归化后异化的翻译策略的译者主体性做初步探索,并得出结论:鲁迅的"偏见"是由他当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并体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文本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论语》英译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勃兴的"文化研究"思潮更为关注当代文化中处于权力边缘的文化与话语群体,其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让中外翻译界更重视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对译本生成的影响及翻译活动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等翻译的社会属性。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身份的译者,从自身及"他者"历史文化出发,在原语和目标语之间进行调适,确立符合其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从《论语》英译史及其英译发生的语境来看,《论语》英译大体上经历了从"西方中心主义"向"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转向,从归化以"求同"到异化以"存异"的渐变过程。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探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主体性是国内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论域。一般来说，译者的“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并且译者发挥主体性存在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在生态翻译学的视域下，译者主体性有新的内涵，即确立“生态人”的身份认同，自觉遵守“译者责任”伦理观的规范和约束，进而通过“译有所为”产出翻译价值，树立“尚生”的生态翻译价值观，发扬翻译的“真善美”。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自＂文化转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文化地位得以确认。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贯穿着整个翻译过程,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充分理解、译者对相应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者再现原文时发挥的创造性等方面。     

译者主体性刍议

传统译论及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规范性特点使翻译的标准问题成为关注的中心,而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却长期得不到承认。但翻译描述的兴起最终使译者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重要命题。译者主体性活跃于翻译全过程,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同时翻译和文化的关联赋予了译者主体性很深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文化影响的一种折射。     

主体性的消融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读库切小说中的主体性思想

库切小说主要关注的是当代后殖民语境下,存在于后殖民国家南非以及世界其它后殖民国家和地区中普遍存在的诸多社会和民族问题,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各种形式的主体性压迫,以及源于西方的现代理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破产,因此必须对主体性加以消融,并重建现代理性,从而完成在后殖民语境下和谐社会的构建。     

差异与融合——全球化视域下的后殖民翻译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后殖民翻译研究也开始呈现新的变化。差异性和融合性，是异质文化之间在全球化环境下共存必然出现的状态。而后殖民翻译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到斯皮瓦克的杂糅理论，可以看到这两种趋势都各自不断延伸发展。     

论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

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不同语言和文化以及其所承载的原文与译文、作者译者读者等主客体。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处于中心地位,既是原文读者,同时又是译文的创造者。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文章从译者的主体性着手,分析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的主观影响,揭示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特点。     

关联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本文试图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关联理论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提出译事是一种三元关系,即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他们各自的认知都不相同,因此,给译者留下了较多自由处理的空间,从而使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