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

通过构建CEO和科研人员关于科学研究控制权的博弈模型,分析了CEO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中将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精神"作为中间变量,结果表明:科研人员对"自由探索"的热爱程度决定了CEO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只有当科研人员足够重视"自由探索"的时候,CEO的过度自信才会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进入创新领域.同时,当企业的单位资金成本降低或者CEO的预期能力增强时,CEO对于创新的积极性会相应提高.该结论不仅深化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相关理论,为经验研究发现的投资理论"异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还揭示了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精神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高管群体断裂带与企业内控质量

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防范内控危机是当前金融治理背景下财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使用聚类分析法计算上市公司高管群体断裂带，并考察其对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群体断裂带与企业内控质量显著负相关，且公司内部微观层面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加剧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体现出高管持股的“盘踞效应”，而公司所在地宏观层面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则会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作用机制的检验显示，高管群体断裂带通过抑制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讨论与分析从而降低了内控质量；进一步区分断裂带类型后发现，基于深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对于内控质量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表层特征断裂带。本研究丰富了断裂带理论的应用和内控质量影响因素的内涵，对于如何提升企业内控质量、规避非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交易所的股利监管政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创新?

基于2013年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遵守或解释"股利监管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并将断点回归嵌入到双重差分模型中,本文对交易所监管政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创新行为展开实证研究,获得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双重差分发现"遵守或解释"股利监管政策对创新投入具有抑制效应,并降低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其次,断点回归发现监管政策对"遵守"型企业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最后,自由现金流的中介效应表明实施"遵守或解释"监管政策会通过降低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形式抑制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为研究投资者保护制度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高管团队断裂带会抑制企业社会责任吗?

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应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高管团队断裂带负向影响内部、外部和正向社会责任,但对负向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而生理断裂带没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CEO权力加剧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社会责任委员会和高管多元包容性削弱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高管团队断裂带通过增加代理成本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揭示了高管团队建设和监管治理的重要性,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政策以及企业改善社会责任、增强可持续竞争力提供经验证据.     

高管“抑制”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高管"抑制"措施能够缓解高管"趋利避害"行为,从而提升公司创新绩效。然而,来自中国A股的数据表明:对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而言,高管"抑制"措施尚未发挥应有效用。具体地,本文首先考察了高管"抑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高管薪酬越高、独立董事规模越大越不利于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女性高管规模扩大能提高公司创新绩效。另外,本文还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抑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国有上市公司不同的是,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规模对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与企业创新——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次系统研究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研发补贴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企业获得的研发补贴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高管技术背景会调节研发补贴集中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说明技术高管有助于企业研发补贴的合理配置.本研究拓展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以及高管职业背景影响的相关文献,为研究我国政府补贴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高管能力会降低股权融资成本吗?——嵌入董事网络关系的情境效应分析

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控制市场风险溢价、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是盘活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重点要务，而高管能力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力量，对融资成本是否具有抑制作用?运用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高管能力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机理，并将董事网络关系作为正式制度缺陷的补充机制纳入分析框架。结果显示：高管能力的增强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董事网络位置的提高促进了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且该结论排除了企业规模的替代效应，但受到产权性质带来的政治因素干扰。进一步剖析董事网络的内部结构特征，引入董事联结强度与董事亲密度进行情境效应分析，发现外部董事弱联结与低董事亲密度均强化了董事网络位置的治理效果，企业需要警惕内部董事强联结与高董事亲密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业绩型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策略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高科技企业数据,按照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相对比例关系衡量企业创新策略,实证检验了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结果显示,行权业绩条件越严格,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技术引进策略.对股权激励契约条款交互作用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行权有效期越短以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公司更能发挥行权业绩条件对技术引进策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指出,业绩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在信息不对称水平高、代理问题严重、两权分离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拓展了最优契约理论,分析了高管选择不同创新策略的内在逻辑,丰富了业绩型股权激励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高科技企业优化股权激励方案、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建议和现实启示.     

投资者过度自信下上市公司投资短视行为

在行为金融框架下,基于投资者过度自信理论,构建了理论模型,阐释了投资者过度自信引致上市公司投资短视行为的机理,证明了投资者越是过度自信,管理者投资短视行为越突出。在实证分析中,通过选取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得出了与理论模型基本一致的经验证据:在控制其它因素后,投资者过度自信系数对公司短视投资行为的影响统计上显著。研究结论为从微观层面上如何降低上市公司投资短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环境责任——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阶理论对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与企业环境责任做出一个解释性的分析框架,并运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检验了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比例的提高有助于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而其他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任期、技术类高管比重、教育与职称以及高管团队特征异质性对企业环境责任无显著性影响.研究还发现,高阶理论在预示企业环境责任与高管团队异质性上可能面临的理论困境,并指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创新——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7年数据，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两个指标衡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进而检验其对国有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向关系，但与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呈显著正向关系。该结果表明，尽管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却提高了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高、可能存在创新冲动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并非由于能够更多地获取易于转化的成果所致，其对发明专利的申请和获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尽管政府补助会增强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但其并不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优化国有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结构、提高创新绩效。这一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党组织参与治理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并可以从政治治理的角度丰富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文献。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CD

通过构建管理者生涯模型,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对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通过分析模型发现:管理者越是过度自信,企业越可能摒弃保守的利用式创新战略(exploitative strategy),转而选择进取的探索式创新战略(exploratory strategy).此外,模型推导还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程度受到管理者能力水平以及创新战略的商业收益的影响.具体来说,管理者的能力水平越高,企业越可能选择探索式创新战略;探索式创新战略的商业收益越大,管理者越倾向于探索式创新战略,而利用式创新战略的商业收益的增加则会激励管理者选择利用式创新战略.利用算例进一步说明了上述结论,并分析了相关的管理学启示.     

基于无条件分位回归的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研究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作为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一直是社会的焦点.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首先研究了公司规模、每股收益、营业收入、流动负债和高管持股比例作用于高管薪酬不同分位点处的条件分位偏效应,结果表明它们在不同分位水平下的影响各异;然后为了获得这些因素的一般边际影响,利用无条件分位回归分析了它们的无条件分位偏效应,结果指出公司规模、每股收益和营业收入与各个分位水平的高管薪酬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而流动负债则为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低分位水平的高管薪酬正相关而对中高分位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对相关结果进行了对比,发现每个影响因素的条件和无条件分位偏效应有所区别,并且无条件分位偏效应的解释意义更具有现实价值.     

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成效

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之一，由此产生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创新成效”的研究路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滞后一期实质性创新，但对滞后一期策略性创新无显著影响；管理层风险偏好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抑制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相较国有样本，民营样本中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削弱管理层风险偏好抑制实质性创新的程度和解释力更高。进一步发现，两职合一的股东股权质押对实质性创新的抑制程度高于非两职合一样本。控股股东应辩证地对待股权质押行为，管理层应发挥内部治理作用来抑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外部投资者应借助创新成果判断企业真实经营状况，修正投资决策。     

投资者有限理性与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

在行为金融框架下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分析投资者有限理性和异质信念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揭示上市公司有限信息披露的机理。研究表明:针对不同的投资者信念差异环境,上市公司具有不同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上市公司在最优数量内进行信息披露才能带来负向的资本成本效应。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随信念差异的不同而变化,当投资者过度自信导致信念差异时,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负向资本成本效应最大。投资者过度自信时,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理性投资者比重的提高而减少,投资者反应不足时,则相反。信息精度越高,最优信息披露数量越大。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通过构建管理者生涯模型,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对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通过分析模型发现:管理者越是过度自信,企业越可能摒弃保守的利用式创新战略(exploitative strategy),转而选择进取的探索式创新战略(exploratory strategy).此外,模型推导还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程度受到管理者能力水平以及创新战略的商业收益的影响.具体来说,管理者的能力水平越高,企业越可能选择探索式创新战略;探索式创新战略的商业收益越大,管理者越倾向于探索式创新战略,而利用式创新战略的商业收益的增加则会激励管理者选择利用式创新战略.利用算例进一步说明了上述结论,并分析了相关的管理学启示.     

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9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人力资本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股权激励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但高管股权激励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激励效应相对更强，并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主要发挥“激励作用”,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而员工股权激励主要发挥“监督作用”和“利益绑定”功能，通过同时降低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本文研究揭示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对指导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实践，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银企关系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银企关系对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企关系降低了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并且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说明银企关系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有助于缓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费用粘性.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银企关系进行了区分,发现不同类型的银企关系对成本费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银行持有企业股权的银企关系最能够监督经理人降低成本费用粘性.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银企关系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证据,有助于更全面理解银企关系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情境,丰富了银企关系研究领域的文献.同时也推进了有关成本费用粘性的相关研究,对进一步抑制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粘性具有启示意义.     

CEO过度自信、CEO权力与企业业绩波动性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从CEO权力视角剖析CEO过度自信与企业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以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CEO过度自信显著提高企业的横向业绩波动性和纵向业绩波动性；CEO权力将显著调节CEO过度自信与企业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间的关系；CEO两职兼任、CEO所有权以及内部董事比例将增强CEO过度自信对企业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正向影响，CEO任期则将削弱CEO过度自信对企业纵向业绩波动性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CEO过度自信作用于企业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债务期限结构与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基于银企关联的视角

民营制造业拥有较强的创新热情和创新能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和信贷歧视.基于此,本文采用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银企关联的视角实证检验了不同期限结构的融资性负债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企关联的存在明显削弱了短期、长期负债对于研发投资的约束,且对长期融资性负债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银企关联结构的检验发现,相对于高管关联,持股关联在其中的作用更显著,且对于小型公司、高科技公司及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公司的影响更大.特别地,我们还发现建立持股关联的小型公司、高科技公司,其短期负债的约束作用同样被显著削弱.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加深入地阐释了银企关联在中国民营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为这种非正式制度对市场化的替代作用及其合理性提供了证据支持,并丰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视角及相关文献.